一个中介模型，解释了对COVID-19的恐惧以及COVID-19引发的多个生活领域变化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PLOS One》：A mediation model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fear of COVID-19 and COVID-19- induced changes in multiple life domains on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本研究通过中介模型分析COVID-19恐惧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青少年主观幸福感（SWB）的影响机制，发现恐惧通过降低积极情绪、破坏同伴关系和增加不安全感间接导致SWB下降，其中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最显著。研究证实同伴关系、积极情绪和主观安全感是连接恐惧与SWB的关键变量，为制定针对性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人们对生命领域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已经广泛展开，然而，对于恐惧心理如何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的机制仍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 SSA）地区。本研究通过中介模型，利用疫情期间收集的数据，探讨了恐惧心理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通过多个生命领域的变化（如主观安全感、积极情绪和同伴关系）来实现。研究结果表明，恐惧心理与所有使用的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这些中介变量（如同伴关系变化、积极情绪变化和主观安全感变化）也与不同的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青少年如果在这些生命领域中经历了负面变化，他们更可能报告较低的主观幸福感，包括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例如，那些在同伴关系中感受到增加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报告更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而那些在主观安全感方面感受到减少的青少年则更可能报告较低的综合主观幸福感。

恐惧心理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仅限于直接的负面效应，更体现在其通过中介变量间接作用的机制上。研究发现，在没有中介变量的情况下，恐惧心理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负面效应，但一旦考虑了这些中介变量，这种直接效应就不再显著。这意味着，恐惧心理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对多个生命领域的影响来实现的，即这些生命领域的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例如，同伴关系的变化和积极情绪的变化在恐惧心理与整体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积极情绪的变化则在恐惧心理与综合主观幸福感、总体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这表明，恐惧心理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间接的，其作用路径依赖于这些生命领域的变化。

本研究还探讨了不同测量指标之间的差异，例如，恐惧心理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积极情绪的变化和主观安全感的变化得以体现，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主要通过积极情绪的变化。这表明，虽然恐惧心理对主观幸福感的整体表现有影响，但具体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可能因不同的测量指标而有所不同。此外，研究还发现，积极情绪的变化是最强的中介变量，它在恐惧心理与所有测量指标之间都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积极情绪的增加有助于青少年感受到更多的正面情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恐惧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青少年群体在疫情期间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包括社会关系、安全感受和情绪状态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他们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了解这些变化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至关重要。研究强调了同伴关系、积极情绪和安全感的重要性，认为这些因素在青少年应对恐惧心理时起到了保护作用，有助于维持其主观幸福感。这提示我们，在公共卫生干预中，应关注这些生命领域的变化，以帮助青少年更好地适应疫情带来的挑战。

研究还指出，尽管恐惧心理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有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例如，青少年在面对恐惧心理时，可能会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和心理资源，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主观幸福感的变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不同个体在面对同一生活事件时的反应差异，并探索性别、社会支持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此外，研究建议，应采用纵向研究设计，以更全面地理解恐惧心理和生命领域变化对主观幸福感的长期影响。

总的来说，本研究为理解恐惧心理如何通过生命领域的变化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揭示疫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机制，还为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机制，并考虑更多影响因素，以促进青少年在疫情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