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会不会离树太远而掉下来？”当育儿方式打破了代际间的物质使用模式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Addictive Behaviors》：Does the apple fall far from the tree? when parenting styles disrupt the intergenerational pattern of substance use

　　青少年多物质使用中权威型教养可缓冲代际传递，专制型增加酒精风险，纵容和忽视型无效。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是否能够缓冲物质使用行为在代际之间的传递。通过使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研究者对巴西的4280对青少年与父母的双人组进行了分析，采用潜类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识别了父母和青少年群体中的物质使用特征，并利用潜类转移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建模了这些特征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父母和青少年的物质使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尤其是在不使用物质的群体中。然而，这种相似性并非是必然的：权威型教养方式显著降低了青少年使用多种物质的可能性，即使在高风险的父母群体中也是如此。相比之下，专制型教养方式虽然也减少了多种物质使用的风险，但却增加了青少年饮酒行为的传递概率。放任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则未显示出保护作用。这些发现强调了教养方式在预防代际物质使用传递中的重要性，并突显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措施的价值。

青少年的物质使用行为仍然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问题，因为它与一系列负面的发展、心理和行为结果密切相关。在青少年时期开始使用酒精、烟草、大麻，以及最近的电子烟，通常受到多种家庭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父母的物质使用行为被广泛认为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因为它显著增加了青少年使用多种物质的可能性。父母的物质使用不仅通过行为模仿、家庭中物质的易得性以及物质使用被社会接受的正常化机制影响青少年的行为，还可能通过家庭氛围和父母的互动方式间接作用。例如，系统综述表明，当父母使用或滥用酒精时，青少年更有可能开始并持续饮酒行为。纵向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Sharmin等（2019）的研究发现，父母的危险饮酒行为显著预测了青少年相似的饮酒模式，即使在调整了其他家庭风险因素后也是如此。尽管大多数研究集中在酒精上，但最近的文献表明，代际模式可能同样适用于更广泛的物质使用特征。

除了父母的物质使用行为，教养方式也被认为是影响青少年物质使用的重要上下文因素。教养方式的分类最早由Diana Baumrind在1960年代提出，并由Maccoby和Martin在1983年进一步扩展。这一分类体系将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和忽视型。权威型教养方式以高情感支持和高行为规范为特征，已被多次研究证实与青少年较低的酒精、烟草和药物使用率相关。而非权威型教养方式，尤其是忽视型，与青少年更早开始物质使用以及更频繁的使用行为有关。尽管关于放任型教养方式的研究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所差异，但有证据表明，缺乏行为规范可能在某些人群中增加风险。

这一研究的证据表明，父母的行为可能直接影响子女的物质使用轨迹，从而加强了识别家庭层面保护机制的必要性，例如教养方式，这些机制可能有助于减少代际物质使用风险。然而，尽管已有大量关于父母物质使用和教养方式各自作用的研究，仍很少有研究探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例如，Valente等（2019）使用潜类分析识别了青少年的物质使用特征，并发现父母的酒精使用和教养方式都预测了更危险的使用模式。然而，该研究仅关注青少年的特征，将父母变量视为独立预测因素，没有考察代际之间的联系。最近，Valente等（2024）发现，父母的监督行为在危险饮酒和青少年饮酒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但这一分析仅限于单一物质（酒精），并未涉及跨代的使用模式关联。

传统的分析方法通常专注于单一物质的使用，忽略了实际物质使用模式中的共现和复杂性。这不仅是一个方法学上的局限，也是一个理论上的缺陷，因为它限制了研究人员对教养实践作为代际物质使用传递缓冲机制的充分检验。相比之下，Skandan等（2025）进行的一项系统综述强调了潜类分析在识别青少年中多种物质使用模式方面的实用性，突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在捕捉这种复杂性中的重要性。然而，该综述也指出，大多数现有研究依赖于美国样本，这可能限制了其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为了弥补这些研究空白，本研究引入了一种新的分析策略，整合了两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首先，通过潜类分析识别父母和青少年群体中的不同物质使用模式，涵盖酒精、酗酒、烟草、大麻和电子烟的共用情况。这种方法有助于识别反映物质使用复杂性的有意义行为模式，而不仅仅关注单一物质的使用。其次，通过潜类转移分析考察这些模式在代际之间的关联，估计青少年采用与父母相似物质使用模式的概率。这种分析框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如巴西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家庭动态和物质使用行为可能与高收入国家有所不同。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测试教养方式是否调节父母和青少年物质使用模式之间的代际关联。具体而言，研究探讨了青少年是否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下，即使面对高风险的父母物质使用模式，也更少地采用相似的使用模式。尽管教养实践的缓冲作用已被广泛理论化，但这一调节假设在使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时仍较少被探讨。通过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为青少年物质使用预防研究做出了贡献，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教养实践如何影响代际物质使用传递机制的理解。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教养方式是否调节父母和青少年物质使用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保护潜力。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是一项基于学校的调查，作为“Prev.action”项目基线评估的一部分。该项目是一个多组分的社区层面干预，旨在预防青少年的酒精使用行为。研究在巴西圣保罗州的四个小型市镇进行，分别是Cordeirópolis、Iracemápolis、Salesópolis和Biritiba-Mirim。这些市镇地理位置不同，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会多样性，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物质使用行为的代际传递机制。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青少年及其父母的物质使用数据，同时记录了父母的教养方式信息。数据分析采用了潜类分析和潜类转移分析，以识别和比较不同群体的物质使用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和青少年的物质使用模式存在显著的关联，尤其是在不使用物质的群体中，这种关联更为明显。然而，这种关联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受到教养方式的影响。权威型教养方式显著降低了青少年使用多种物质的可能性，即使在父母本身具有高风险物质使用模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专制型教养方式虽然也减少了多种物质使用的风险，但增加了青少年饮酒行为的传递概率。相比之下，放任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则未显示出保护作用。这些发现强调了教养方式在预防代际物质使用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并为设计有效的家庭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这些结果的意义。首先，他们指出，权威型教养方式可能在减少代际物质使用传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多种物质使用方面。其次，研究者强调，尽管专制型教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多种物质使用的风险，但其对酒精使用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专制型教养方式更倾向于强化对酒精使用的行为规范，但缺乏情感支持。此外，研究者还提到，放任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未能提供有效的保护，这可能与缺乏明确的行为规范和情感支持有关。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物质使用行为的影响，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即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不同教养方式在不同物质使用模式中的作用。

研究者还指出，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制定有效的预防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家庭环境和文化背景可能对物质使用行为产生独特的影响。因此，识别和干预那些能够缓冲代际物质使用传递的教养方式，可能对减少青少年的物质使用风险起到关键作用。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权威型教养方式可能在多种物质使用模式中发挥更广泛的保护作用，而不仅仅是针对酒精使用。这一发现对于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官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他们可以通过推广权威型教养方式来降低青少年的物质使用风险。

最后，研究者强调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方向。首先，虽然本研究采用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但样本仍然主要来自巴西的特定地区，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多样化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进行，以验证本研究的发现是否具有广泛性。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了父母和青少年的物质使用模式，但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家庭成员，如兄弟姐妹或祖父母，对青少年物质使用行为的影响。此外，研究者还提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可能因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研究来全面理解这一现象。最后，研究者建议，未来的干预措施应结合教养方式的改善和物质使用风险的管理，以形成更全面的预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