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乌干达社区健康工作者对数字健康工具的接受度与实际使用之间的差距：基于技术接受模型探讨关键的外部影响因素

《PLOS Digital Health》：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digital health acceptance and actual usage in Uganda: Exploring key external factors based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社区健康工作者在乌干达等低中收入国家承担重要角色，数字健康技术可提升效率，但实际应用受限于智能手机可及性等结构性障碍。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研究通过170名CHWs的访谈发现，其数字工具使用意图与实际行为存在差距，智能手机个人拥有是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强调基础设施公平和持续支持机制对数字化成功的重要性。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社区健康系统（Community Health Systems, CHS）正成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应对过程中，社区健康工作者（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CHWs）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接触追踪、社区动员和疫苗接种推广等方面表现突出。随着健康信息技术（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T）的不断发展，它为优化社区健康系统、提高效率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目前对于社区健康工作者对健康信息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情况的研究仍然有限，这成为实现大规模技术应用的关键障碍。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来预测社区健康工作者对数字健康工具的接受和使用情况，识别外部影响因素，并深入理解数字健康工具对社区健康系统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的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研究对象来自乌干达的Buikwe区和Kampala的Namuwongo贫民窟，共计170名社区健康工作者。这些受访者均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数字健康工具，有的是通过培训，有的则是日常工作中直接使用。研究还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社区健康知识和实践、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以及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核心变量。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社区健康工作者对数字健康工具表现出较高的接受意愿，但实际使用率却远低于预期。这反映出在技术接受和实际使用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匹配现象。

研究发现，智能手机的拥有情况是影响社区健康工作者实际使用数字健康工具的主要因素。即使社区健康工作者对数字工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和使用意愿，但若无法获得个人使用的智能手机，他们的实际使用率仍会受到限制。此外，研究还发现，其他外部因素如年龄、性别、居住地、教育水平、职业和收入水平也对技术接受度和实际使用情况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居住在靠近医疗机构的社区或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健康工作者更有可能使用数字健康工具。而女性社区健康工作者在实际使用率上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在技术接受模型的框架下，研究者提出了六个假设，探讨了技术接受度与实际使用之间的关系。其中，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被认为是影响技术接受和使用的重要变量。此外，态度（Attitude, ATT）和行为意图（Behavioral Intention, BI）也被认为是关键因素，它们直接预测了社区健康工作者是否会使用数字健康工具。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这些变量在预测行为意图方面表现良好，但它们在预测实际使用率时却并不显著。这表明，仅靠技术接受度不足以推动实际使用行为，必须结合外部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研究还发现，社区健康工作者的实际使用情况与他们的社区健康知识和实践密切相关。那些在社区中处理更多疾病案例的工作者，对数字健康工具的感知有用性和态度更积极，同时他们的实际使用率也更高。这表明，数字健康工具的实际应用效果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与社区健康工作者在社区中的实际工作表现有关。因此，提升社区健康工作者的数字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是推动数字健康工具有效使用的重要环节。

此外，研究指出，智能手机的拥有和使用时间也对技术接受度和实际使用率产生了显著影响。拥有个人智能手机的社区健康工作者在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态度和行为意图等方面均表现出更高的得分，而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实际使用率也越高。这说明，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持续使用对于社区健康工作者的数字健康实践至关重要。然而，研究也发现，部分社区健康工作者仍然依赖于共享智能手机，这可能限制了他们对数字工具的熟练使用和长期应用。

在乌干达，社区健康工作者主要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获得智能手机。然而，尽管政府和合作伙伴在数字健康工具的采购和分发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仍然较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表明，数字健康工具的推广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支持，包括智能手机的可持续供应、网络覆盖的改善以及数字技能培训的普及。此外，研究还强调了社区健康工作者在数字健康工具应用中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社区健康服务的重要桥梁。

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的社区健康系统数字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数字健康工具的推广不能仅依赖于培训和激励，还需要考虑基础设施的公平性，确保所有社区健康工作者都能获得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其次，社区健康工作者的数字健康实践需要与社区需求紧密结合，确保技术的应用能够真正解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第三，数字健康工具的使用应考虑到不同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避免因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技术应用的不平衡。

从长远来看，社区健康系统的数字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更是社会层面的系统性变革。它要求政府、非政府组织、医疗机构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多方协作，共同推动数字健康工具的普及和应用。此外，数字健康工具的使用还应与社区健康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和激励机制相结合，以确保他们能够持续地参与和推动数字化进程。最后，研究建议未来应进一步探讨社区健康工作者在数字健康工具使用中的细分群体差异，以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推广策略。

总的来说，本研究揭示了社区健康工作者在数字健康工具接受和使用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强调了智能手机拥有情况在技术应用中的核心地位。同时，研究也指出了社区健康工作者在推动数字健康系统中的重要性，并呼吁各方在推广数字健康工具时，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的可行性，更要关注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通过解决基础设施不平等和加强社区健康工作者的数字技能，数字健康工具才能真正发挥其在改善社区健康服务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更广泛的健康公平和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