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酗酒者抑制控制能力的失调：神经影像学证据显示，这种失调在性别之间存在差异，且与利用酒精来应对负面情绪有关

《Acta Psychologica》：Dysregulation of inhibitory control in young adult binge drinkers: Neuroimaging evid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misusing alcohol to cope with negative affect

　　青年酒精滥用者的抑制性控制与性别差异：fMRI研究表明女性BDs的左腹外皮质激活与应对动机及酒精滥用相关。

　　**酒精滥用与抑制控制：性别差异的神经机制探索**

在当代社会，年轻成年人中酒精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酗酒（binge drinking）现象。酗酒通常定义为在短时间内摄入大量酒精，如男性在两小时内饮用5杯以上、女性饮用4杯以上，这可能导致血液酒精浓度（BAC）超过0.08%。然而，这一标准往往被超越，表明酗酒行为在实际中比预期更加频繁和严重。酗酒不仅增加了酒精使用障碍（AUD）的风险，还可能导致一系列不安全行为、认知和情绪障碍、焦虑和抑郁、心血管和代谢问题，以及癌症等健康风险。这一趋势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年轻成年人正处于大脑发育的关键阶段，酗酒可能干扰其正常成熟过程。同时，尽管男性在历史上饮酒量较大，但近年来女性的饮酒和AUD发病率也在上升，这种变化引发了对性别差异及其对酒精滥用影响的深入研究需求。

**抑制控制与酒精滥用的神经关联**

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是认知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抑制不适宜行为的能力，同时执行目标导向的行为。研究表明，抑制控制缺陷与酗酒行为密切相关，是酗酒导致的酒精滥用和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预测因素。通常，抑制控制通过Go/NoGo任务进行评估，该任务要求参与者对特定刺激（Go）迅速反应，同时在其他刺激（NoGo）下抑制反应。这种任务设计有助于揭示个体在抑制控制方面的表现差异。

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成功抑制反应时，大脑的前额叶、顶叶、颞叶以及基底节区域会表现出较高的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激活。前额叶皮层（尤其是左侧和右侧的下额叶皮层）在抑制控制中扮演关键角色，而基底节则参与调节和协调这些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酗酒者（BDs）和轻度饮酒者（LDs）在某些神经区域表现出相似的激活模式，但酗酒者在抑制控制任务中的表现通常更差，表现为较低的NoGo任务准确性以及更快的反应时间。这表明酗酒者可能在抑制控制方面存在功能障碍，这种障碍可能与他们对酒精的依赖性增强有关。

**性别差异与抑制控制**

研究发现，女性在抑制控制任务中表现出优于男性的表现，尤其是在NoGo任务中。然而，这种优势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所有方面都比男性更健康，而是反映了性别在神经和行为层面的差异。例如，女性在任务中的表现更准确，可能与她们在抑制控制中的更强神经激活有关。此外，女性在酗酒后表现出更高的焦虑和抑郁倾向，以及更快的酗酒发展速度，这进一步表明她们在情绪调节和抑制控制方面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抑制控制任务中表现出更强的左侧下额叶皮层（LIFC）激活，而男性则未显示出类似的激活模式。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女性对负面情绪的敏感性有关，即女性更倾向于通过饮酒来缓解负面情绪（即“应对动机”）。研究还发现，LIFC的激活与女性的酗酒行为和应对动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女性在面对情绪困扰时，更可能依赖抑制控制来调节其饮酒行为。此外，LIFC的激活在女性中被发现可以部分中介应对动机对酗酒行为的影响，这说明女性的应对动机可能在酗酒行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对83名年轻成年人（包括44名女性和39名男性）进行了神经影像学分析。参与者被分为酗酒组（BDs）和轻度饮酒组（LDs），依据其饮酒频率、量以及是否出现酗酒行为。在实验中，参与者完成了一项Go/NoGo任务，通过该任务评估其抑制控制能力。同时，研究还收集了参与者在饮酒动机、后果、焦虑、抑郁、冲动性等方面的行为和自我报告数据。

数据处理过程中，研究人员使用了AFNI软件进行分析，并通过校正运动伪影和信号漂移，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对于NoGo任务，研究者对比了酗酒组与轻度饮酒组在抑制控制过程中的BOLD信号激活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了性别差异对这些模式的影响。结果显示，女性在NoGo任务中的激活模式与男性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左侧下额叶皮层（LIFC）区域。

**研究结果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酗酒者在NoGo任务中的表现较差，且其左侧下额叶皮层和中额叶皮层的激活水平高于轻度饮酒者。这一发现支持了酗酒者可能通过增强的神经激活来补偿其抑制控制能力不足的假设。此外，研究还发现，女性在抑制控制任务中的激活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左侧下额叶皮层区域。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女性对负面情绪的更高敏感性有关，同时也可能解释了女性更容易发展为酒精使用障碍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LIFC的激活水平在女性中与酗酒行为和应对动机存在显著相关性，而男性则未表现出这种关联。这表明，女性的应对动机可能通过增强LIFC的激活来影响其酗酒行为，从而导致更高的酒精摄入和更严重的后果。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性别在抑制控制中的差异，也为理解女性在酒精滥用中的独特风险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其设计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观察到的神经激活差异是由于先天特质还是酗酒行为本身引起的。其次，样本中排除了使用尼古丁和大麻的参与者，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此外，虽然研究涵盖了多种神经和行为变量，但仍需进一步探讨这些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设计，以更准确地评估抑制控制和酗酒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包括更多具有不同饮酒模式的参与者，以更好地理解性别差异在抑制控制和酒精滥用中的作用。此外，研究还可以探索其他神经区域和行为因素对酗酒行为的影响，以全面揭示酒精滥用的神经机制。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酗酒者在抑制控制任务中的神经激活模式与轻度饮酒者的差异，尤其是在女性中表现更为显著。左侧下额叶皮层的激活与女性的酗酒行为和应对动机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女性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更可能依赖抑制控制来调节其饮酒行为。这一发现不仅支持了女性对酒精滥用的更高敏感性，也为未来开发针对不同性别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关注抑制控制与情绪调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酒精滥用的神经机制及其性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