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依靠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就足够了吗？来自澳大利亚农民的实证证据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Is climate risk perception enoug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ustralian farmers

　　气候风险感知与土壤健康实践采纳的关联性研究——基于澳大利亚531份农民调查的泊松回归分析发现，创新态度、风险规避、培训参与、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实践采纳强度有显著影响，而气候风险感知本身未直接显著，揭示“风险-行动差距”的存在。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正对农业系统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促使农民采取可持续的耕作方式。随着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增加、降水模式的变化以及气温的上升，农业生产力和粮食安全正受到威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气候智能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CSA）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方法被广泛推广，旨在通过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农业产量、增强农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并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尽管CSA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应用中，农民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与他们采取的适应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影响了农业适应措施的有效性，也对全球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本研究聚焦于这一问题，探讨澳大利亚农民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如何影响其对土壤健康实践的采纳。土壤健康实践是CSA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免耕、种植豆科植物、减少化学品使用、营养预算制定和土壤改良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土壤质量和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够增强农业系统对极端天气事件的抗灾能力，从而提升农民的生存能力。然而，研究发现，尽管农民普遍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但他们的风险感知与实际采纳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现象被称为“风险行动差距”（risk-action gap），即农民可能并未将气候变化风险视为采取适应措施的主要驱动力。

研究还发现，除了气候风险感知之外，农民的创新态度、风险规避倾向、培训参与情况、降雨区、年龄、地理位置以及正式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土壤健康实践的采纳强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农民决策的复杂背景，使得单纯依赖风险感知来预测适应行为变得不够全面。例如，农民的创新态度和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尝试新的土壤健康措施。而风险规避倾向则可能促使农民选择更为保守的耕作方式，以避免可能的经济损失。此外，培训参与情况也显示出重要影响，农民通过参加相关培训，能够更好地了解和应用土壤健康实践，从而提高其采纳的强度。

地理位置和降雨区的差异同样对农民的适应行为产生影响。在某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民可能更倾向于采用特定的土壤健康措施，而在其他地区，由于气候条件较为稳定，农民可能对这些措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年龄和正式教育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土壤健康实践的采纳。通常来说，年轻农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更可能接受新的农业技术，并积极采纳土壤健康措施。这表明，不同年龄层和教育背景的农民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其适应行为和决策方式可能存在差异。

此外，研究还发现，农民对非气候相关风险的感知同样影响了他们的适应行为。例如，一些农民可能更关注土地的肥力、水资源的可用性以及市场波动等因素，而不是气候变化本身。这表明，在分析农民的适应行为时，不能仅关注气候变化风险，还应考虑其他非气候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比气候变化风险更具决定性，从而影响农民的决策。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结合了三种主要的理论范式：采纳者感知范式、经济范式和创新扩散范式。这三种范式共同构成了对农民行为和决策的多维度理解。研究发现，农民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远不如其他因素显著。例如，创新态度和培训参与情况在预测土壤健康实践的采纳强度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解释力。这表明，为了提高农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更加全面的干预措施，而不仅仅是提高农民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调查数据，并使用泊松回归模型来分析土壤健康实践的采纳强度。泊松回归模型能够有效地处理计数数据，即农民采纳土壤健康实践的数量，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农民的适应行为。调查数据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的531名农民，这些农民的农业系统具有多样性，能够代表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泊松回归模型比传统的二元模型更能揭示农民采纳土壤健康实践的复杂性。

本研究的结果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强调了在推动气候智能型农业的过程中，需要超越单纯的风险意识提升，而应关注农民的创新态度、风险规避倾向以及培训参与情况等关键因素。其次，研究发现，不同地理位置和降雨区的农民在采纳土壤健康实践方面存在差异，这表明政策干预需要具有针对性，以满足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此外，农民的年龄和教育水平也对土壤健康实践的采纳产生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这些因素，以提高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最后，本研究指出，目前关于农民气候风险感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对气候变化影响尤为敏感的国家，其农业系统面临着干旱、洪水、山火、热浪和热带气旋等多重挑战。因此，了解澳大利亚农民的气候风险感知及其对土壤健康实践的采纳行为，对于制定有效的适应策略和政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结果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在推动农业适应措施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实现更全面和有效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