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用户层面远程医疗采纳障碍的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 of user-level barriers to telemedicine adoption in healthcare）

《Discover Public Health》：Scoping review of user-level barriers to telemedicine adoption in healthcare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2018-2025年38项国际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与整合技术接受模型（UTAUT）框架，创新性地引入信任与个体准备度维度，揭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信任及个体数字就绪性六大用户层障碍。研究强调年龄、数字素养与基础设施的交叉影响，为初级保健场景下远程医疗的公平推广提供跨文化实证依据。

　　

引言：全球医疗系统压力与远程医疗的机遇

全球医疗系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与慢性病负担加剧的双重挑战。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2%^[56]，而医护人员短缺问题日益凸显^[37]。远程医疗（Telemedicine）作为突破地理限制的医疗服务模式，被寄予提升基层医疗可及性、优化资源分配的厚望。尤其在新西兰等乡村人口分散的国家，其潜在价值更为显著。然而，尽管技术日益成熟，用户层面的采纳障碍仍制约其广泛应用。

方法论：跨地域证据的系统整合

本研究严格遵循PRISMA-ScR指南^[50]，筛选2018-2025年间发表于Medline与Scopus的38项实证研究，覆盖高收入至低收入国家（如德国、埃塞俄比亚、印度等），其中17项聚焦初级保健场景。研究设计涵盖定量（23项）、定性（10项）与混合方法（5项），并采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关键评估工具进行质量描述。通过延伸TAM/UTAUT经典框架，首次将信任（Trust）与个体准备度（Individual Readiness）纳入分析维度，形成六因子综合模型。

核心障碍一：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

绩效期望指用户对远程医疗提升医疗质量的信念，在31项研究中被确认为最强驱动因子。德国研究发现患者期望远程咨询能缩短候诊时间^[6]，沙特阿拉伯研究则显示在医疗资源匮乏地区，感知有用性对采纳意愿的影响尤为突出^[57]。年龄差异显著：年轻用户更关注效率增益，而老年用户更重视服务可靠性。值得注意的是，绩效期望的实现依赖于医疗机构数字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若组织未能将远程医疗整合为核心服务路径，用户对其效用的信任将大打折扣^[2,7]。

核心障碍二：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

21项研究强调界面简洁性对用户持续使用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研究发现移动医疗应用的操作复杂度直接影响用户流失率^[3]，而台湾研究指出老年群体对技术学习成本尤为敏感^[30]。德国一项对比预使用者与实际用户的调研揭示，初期操作困难会导致42%的老年患者放弃视频咨询^[36]。这提示平台设计需遵循“无障碍原则”，例如通过语音引导、大字体界面降低数字弱势群体的使用门槛。

核心障碍三：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

医生、家属及同辈的推荐构成关键社会推力。埃塞俄比亚研究显示，医护人员主动推荐可使患者采纳概率提升3.2倍^[45]。阿联酋学者发现，医师群体内部的口碑传播能有效化解同行对诊断准确性的疑虑^[49]。年龄仍是调节变量：老年用户更依赖权威建议（如家庭医生意见），而年轻人更倾向于自主决策。在新西兰多元文化背景下，毛利族裔社区领袖的倡导被视为打破信任壁垒的重要途径。

核心障碍四：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

稳定的网络覆盖与技术支持是基础前提。中国研究指出，农村地区网络波动导致23%的远程会诊中断^[58]；巴基斯坦调研中，76%的医生因缺乏实时IT支持而拒绝使用系统^[23]。此外，资源分配公平性影响显著：新西兰乡村诊所常因设备老旧、带宽不足难以开展视频诊疗，加剧了城乡医疗差距。

核心障碍五：信任（Trust）

信任涵盖技术安全性、数据隐私及医患关系三个维度。瑞典老年患者因担心私人运营商泄露健康数据，更倾向选择公立机构平台^[31]。加拿大医生担忧远程检查的误诊风险，尤其对于需触诊的病症^[24]。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医患关系可转移至线上——德国研究显示，即使对技术持保留态度，患者仍愿接受信任医师的远程建议^[36]。

核心障碍六：个体准备度（Individual Readiness）

数字素养与沟通能力构成个体准备度的双支柱。芬兰研究发现，医护人员需同时掌握技术操作与远程问诊技巧（如引导患者描述症状）^[29]。加拿大调查中，非英语母语者因语言障碍对远程咨询的排斥率高达41%^[39]。针对老年群体，瑞典学者提出“数字导航员”（Digital Navigator）模式，通过一对一辅导提升其技术信心^[31]。

实践建议：多层级干预策略

宏观层面：政府需将远程医疗纳入国家数字健康战略，优先投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并联合原住民社群共建数据治理标准。

中观层面：初级卫生组织（PHOs）应建立平台共享池，降低采购成本；设立多语言技术支持中心，提供文化适配培训。

微观层面：临床医生需接受“双轨制”培训，将远程工具无缝嵌入工作流；通过案例展示缩短患者学习曲线。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受限于英语文献收录范围，且未纳入CINAHL等专业数据库。未来研究可整合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理论，深入剖析政策、文化与技术设施的交互机制。尤其需关注太平洋岛国等资源受限地区的创新实践，为全球健康公平提供新范式。

结语

远程医疗的推广绝非单纯技术移植，而是涉及绩效感知、信任构建与数字包容的系统工程。唯有通过政策引导、组织协同与个体赋能的三维联动，方能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数字化医疗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