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和巴基斯坦女性对宫颈癌筛查以及HPV自采样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认知和接受度: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Moroccan and Pakistani women’s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s on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nd HPV self-sampling acceptability in Catalonia, Spain: a mixed-methods study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22日 来源: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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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V自采样、移民女性、宫颈癌筛查、文化适应、自我效能感、社区参与、筛查策略、健康信息、采样设备、信任度

  本研究探讨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来自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的移民女性对人乳头瘤病毒(HPV)自我采样的接受度。宫颈癌(CC)筛查参与度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尤其是在低资源国家的移民女性中,参与率普遍低于本地欧洲女性。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基于循证的方法,如采用HPV自我采样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策略。然而,目前关于自我采样接受度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高收入国家(HICs)的女性群体中,而针对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移民女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首次在西班牙对这两个群体进行了综合性的探索,旨在了解她们对宫颈癌筛查的知识和看法,以及她们对HPV自我采样的态度。

### 研究背景与重要性

HPV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性传播感染之一,估计在西方国家中,80%的性活跃且未接种疫苗的女性一生中都会感染HPV。尽管大多数HPV感染会自然消失,但持续感染可能导致宫颈癌前病变,最终发展为宫颈癌。全球每年约有662,000名女性被诊断为宫颈癌,其中近350,000人因此死亡。宫颈癌可以通过HPV疫苗接种和组织化筛查项目有效预防。在欧洲,已建立的基于人群的筛查项目显著降低了宫颈癌的死亡率,并且HPV检测比传统的细胞学检测更为有效。然而,尽管这些项目具有重要价值,移民女性,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女性,其参与率仍然较低。例如,在西班牙,摩洛哥女性被发现是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参与率最低的移民群体之一,而巴基斯坦女性在其他高收入国家也被认为是未充分筛查的群体。

为了提高筛查参与率,特别是针对这些移民女性,有必要采用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策略。自我采样作为一种替代筛查方式,已经被证明在某些地区是可行的。然而,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可能因文化、社会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针对摩洛哥和巴基斯坦女性的具体需求和偏好,制定符合其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干预措施,是提高HPV自我采样接受度的关键。

###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以深入了解移民女性对宫颈癌筛查和HPV自我采样的看法。定性部分包括8次焦点小组讨论(FGDs)和22次半结构化访谈(SSIs),主要围绕宫颈癌筛查的知识、对HPV感染的认知以及她们对自我采样的态度。定量部分则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之前是否接受过宫颈癌筛查以及对自我采样的态度和使用体验。研究采用了“收敛”和“互补”两种数据三角验证方法,分别对定性和定量数据进行分析,再进行比较,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为了增强研究的适用性,问卷调查的指导材料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乌尔都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并由双语研究团队成员、摩洛哥大学学生和巴基斯坦大学学生进行校对,以确保其清晰度和易懂性。研究团队还通过社区健康工作者和关键信息来源网络,招募了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省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拥有高比例移民的社区中的女性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年龄范围为24至65岁,无论她们是否曾接受过宫颈癌筛查。为了覆盖未来可能参与筛查的女性,研究还包括了那些尚未达到HPV筛查年龄(即小于30岁)的女性。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研究团队向参与者展示了两种HPV自我采样设备:一种是FLOQSwabs?(Copan,意大利),另一种是EvalynBrush?(Rovers Medical,荷兰)。这些设备均已在多种基于PCR的HPV检测中得到验证。随后,参与者被邀请将设备带回家,并完成关于自我采样接受度的调查问卷,其中包括对筛查偏好、自我效能感、对测试结果的信任度以及再次使用自我采样设备的意愿等问题。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HPV自我采样技术在某些地区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摩洛哥和巴基斯坦女性中,其接受度仍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56%的参与者(共40人)接受了至少一种自我采样设备,并尝试了至少一次。然而,她们对自我采样的接受度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参与者普遍缺乏对宫颈癌和HPV的基本知识。许多女性并不清楚宫颈癌筛查的目的是检测HPV感染或癌前病变,而是将其误认为是孕期常规检查的一部分。此外,部分女性认为宫颈癌筛查与HPV感染无关,甚至认为HPV感染与性行为无关,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的社区中普遍实行婚前贞洁和婚后单一性伴侣的观念,从而降低了她们对HPV感染风险的感知。这种误解可能导致她们更倾向于接受传统的细胞学检测,而不是HPV自我采样。

其次,自我效能感是影响自我采样接受度的重要因素。在尝试自我采样设备之前,约有45%的参与者表示担心自己无法正确采集样本,而42%的女性则表示只要有足够的指导就能完成。尽管在尝试后,超过一半的参与者表示有信心,但仍有42%的人对自我采样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可能源于对样本采集过程的不熟悉,以及对自我采样结果的不信任。一些女性甚至提到,由于此前对新冠自我检测的负面体验,她们对自我采样技术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

此外,参与者对自我采样设备的接受度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来自摩洛哥的女性在接受自我采样设备时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71%),而来自巴基斯坦的女性接受度较低(43%)。这种差异可能与两国的宫颈癌筛查政策有关。摩洛哥自2010年起开始对30至49岁的女性进行机会性筛查,而巴基斯坦尚未制定全国性的宫颈癌筛查指南。因此,摩洛哥女性可能对筛查有更高的认知和接受度,而巴基斯坦女性则可能因缺乏相关知识而更倾向于传统筛查方式。

另外,研究还发现,参与者对自我采样的接受度与其就业状况和迁移时间有关。有正式或非正式工作的女性更倾向于接受自我采样,而失业女性则接受度较低。迁移时间较短的摩洛哥女性(在西班牙居住不足5年)接受度更高(80%),而巴基斯坦女性接受度则较低(25%)。这可能与她们对西班牙医疗系统的熟悉程度有关。迁移时间较长的女性可能对医疗系统更加了解,从而更愿意接受自我采样。而迁移时间较短的女性可能仍然对医疗流程不熟悉,因此更倾向于传统的医生筛查。

研究还发现,一些女性对自我采样设备的使用感到担忧,尤其是担心在自我采样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其婚姻关系或贞洁。例如,一名年轻的摩洛哥女性明确表示,她认为宫颈癌筛查可能会撕裂处女膜,从而导致处女膜的丧失。这种担忧可能源于对自我采样过程的误解,以及对自身身体隐私的顾虑。因此,如何在不损害文化信仰的前提下,向这些女性提供准确的信息,是提高自我采样接受度的关键。

### 提高HPV自我采样实施的策略

为了提高HPV自我采样的接受度,研究团队提出了多种策略。首先,提高对宫颈癌和HPV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移民女性普遍缺乏相关知识,因此需要通过社区内部的教育活动,如讲座、研讨会和视频等方式,向她们普及这些信息。研究发现,摩洛哥女性更倾向于在学校中接受教育,而巴基斯坦女性则更喜欢在宗教场所(如清真寺)进行学习。这表明,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应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以确保信息的有效传递。

其次,为了增强自我采样的可信度和接受度,需要通过更直观的指导方式,如视频教程和视觉辅助材料,帮助女性理解自我采样的过程。特别是考虑到许多女性可能在阅读方面存在困难,提供易于理解的视觉指导材料将有助于提高她们的自我效能感。此外,一些女性表示,如果她们能够在家中由家人或社区成员协助完成采样,她们会更加放心。因此,设计社区支持的采样过程,如在家庭中进行指导,可能有助于提高参与度。

此外,研究还建议采用基于同伴的教育方式,通过社区内部的女性群体进行信息传播。这种策略已被证明在其他移民群体中是有效的,例如印度的女性群体。通过让已经接受过筛查或自我采样的女性分享她们的经验,可以增强新参与者的信心,并减少对自我采样的抵触情绪。

### 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尤其是定量部分。由于样本量有限,研究团队无法进行严格的统计推断,因此需要谨慎解释结果。其次,参与者招募采用了便利抽样和目的抽样,这可能引入选择偏差,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最后,研究并未向参与者提供实际的检测结果,因为自我采样样本未被用于HPV检测。这可能影响参与者的积极性,因为她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检测结果如何,从而对自我采样产生疑虑。

### 研究的意义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首次在西班牙探讨了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移民女性对HPV自我采样的接受度。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研究团队不仅了解了女性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和态度,还揭示了影响她们接受度的关键因素。这些发现对于未来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实施基于HPV的自我采样筛查项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确保筛查项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必须采取符合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干预措施,包括提高意识、增强自我效能感以及提供合适的教育和支持。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男性在女性健康决策中的重要性。在一些文化中,男性可能在女性是否接受筛查或自我采样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干预措施应考虑如何吸引男性参与,以提高女性的筛查参与率。例如,通过在社区活动中邀请男性参加,或在教育材料中加入男性视角,可以增强女性对筛查的信任和接受度。

最后,研究建议在实施HPV自我采样筛查项目时,应充分考虑移民女性的健康需求和文化背景。通过与社区成员合作,共同设计和推广筛查项目,可以更好地满足她们的期望,并提高项目的可接受性和参与度。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医疗系统的合作,确保筛查过程的保密性和可靠性,以减少女性对自我采样的担忧。

总之,本研究为改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宫颈癌筛查项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通过提高移民女性对宫颈癌和HPV的认知,增强她们对自我采样的信心,并采用符合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教育和干预措施,可以有效提高筛查参与率,减少宫颈癌的发生和死亡。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推广HPV自我采样技术,并评估其在实际筛查项目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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