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低收入家庭申报纳税并领取税收抵免的医疗工作者项目负责人

《The Journal for Nurse Practitioners》：Pilot of Health Care Workers Promoting Tax Filing and Receipt of Tax Credits for Low Income Families

　　本研究探讨了医疗工作者作为可信信使推广低收入家庭报税的可行性。在洛杉矶县的两个母婴健康服务点和儿科诊所，通过健康护理人员推荐和低成本税务平台LGS，向18个低收入家庭提供报税支持。结果显示80%的家庭成功报税，平均退税2300美元，主要用于储蓄（66%）、账单（55%）和儿童照护（24%）。同时，慢性病家庭的社会决定因素健康风险更高（4.2 vs 1.5）。研究表明可信信使能有效促进报税，并可能通过改善社会经济因素间接促进家庭健康，未来需扩大样本并评估长期影响。

　　这项研究探讨了通过医疗工作者作为“信任传递者”来促进低收入家庭进行税务申报的可行性。研究对象是18个家庭，其中67%的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结果显示，80%的家庭在收到医疗工作者的税务申报建议后成功申报了税务，并平均获得了约2300美元的退税。这些退税资金主要用于储蓄（66%）、账单支付（55%）、食品采购（34%）和育儿支出（24%）。研究还发现，患有慢性健康问题的父母在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方面面临更多风险，这与未患慢性病的父母相比，差距显著（4.2 vs 1.5；P = 0.002）。同样，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因此，医疗工作者的税务信用建议可能在接触那些最能从中受益的低收入家庭方面具有可行性。

贫困和经济压力对家庭的健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跨越几代人。反贫困政策有潜力缓解这些负面健康影响，例如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减少家庭压力，改善父母和儿童的健康状况。在美国，税法是减少贫困影响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尤其是通过可退还的税收抵免（如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和Child Tax Credit）。这些税收抵免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数千美元的现金支持，尤其是在有年幼儿童的家庭中。尽管税收抵免在联邦和州层面显示出显著的反贫困效果，但这些家庭中仍有一部分人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政策。例如，在2021年疫情期间，税收抵免政策扩大了范围，但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仍然最不可能获得这些抵免。税收抵免资金通常被用于满足基本需求，如食物、衣物、交通费用、教育用品、房租、债务偿还和车辆维修，同时也被用于储蓄。因此，税收抵免不仅能够帮助家庭解决日常开支问题，还可能成为提升家庭经济状况和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

一些研究表明，获得税收抵免与父母和儿童的健康改善之间存在积极的关联。此外，在儿科医疗环境中实施的其他财务干预措施也显示出短期健康益处，如定期儿童健康检查和疫苗接种。然而，目前缺乏对医疗工作者作为信任传递者在推动税务申报方面作用的实证研究，以及这些干预措施对家庭健康的具体影响。鉴于已有初步证据表明信任传递者在促进税务申报方面的成功，有必要在不同的医疗环境中探索和评估这些方法，并了解其对家庭健康的具体影响。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洛杉矶县的诊所和社区环境中实施医疗工作者的税务申报建议，以评估这些建议的可行性以及接触的家庭在健康和社会需求方面的初步特征。研究团队与洛杉矶县的母婴健康服务组织合作，并与一家专注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服务的财务技术公司Let’s Get Set（LGS）合作，通过医疗工作者介绍LGS的税务申报平台，帮助低收入家庭完成税务申报并获得可退还的税收抵免。LGS平台的设计旨在降低税务申报的门槛，包括提供移动税务申报功能、清晰的税务申报指南、帮助建立银行账户以接收税收抵免、匹配本地的低费用或免费税务申报支持，以及提供退税金额的预估。这些功能旨在简化税务申报流程，减少医疗工作者在临床工作中所需的额外时间或专业知识。

研究采用了一种单组设计，以评估医疗工作者和社区健康工作者作为信任传递者在推动税务申报方面的效果。在2023年和2024年的两个税务季节（1月至4月），研究团队在医疗机构内招募参与者，并通过两次网络调查来评估结果。调查内容包括参与者是否进行了税务申报、退税金额的估算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此外，研究还评估了父母和儿童的健康状况，以及社会决定因素（如教育水平、就业状况、育儿需求、住房风险、食物安全和支付账单困难等）对健康的影响。

研究样本的描述显示，参与研究的18个家庭中，大多数为女性（61.1%），其中61.1%为西班牙裔，16.7%为非裔，11.1%为中美洲原住民，11.1%为白人。近一半的家庭主要使用英语（55.6%），另一半则使用西班牙语。大多数家庭（66.7%）的年收入低于30000美元，其中22.2%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0美元。每个家庭平均有2.4个孩子，且所有家庭都至少存在一个社会决定因素方面的风险。此外，94.4%的家庭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公共福利或社会援助，如CalFresh（食品券）、WIC（妇女、婴儿和儿童营养计划）、Medi-Cal（医疗补助）等。

在父母和儿童的健康状况方面，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父母报告患有慢性健康问题（33.3%），而儿童中有27.8%同样存在慢性健康问题。父母的总体健康状况在基线调查和6个月后的跟踪调查中有所改善，但仍有部分家庭的健康状况较差。儿童的总体健康状况在基线调查中平均得分为34（PROMIS全球健康量表的T分，均值为50，标准差为10），这表明儿童的健康状况低于平均水平。在6个月后的跟踪调查中，儿童的健康状况平均得分为35，但仍低于平均水平。研究还发现，患有慢性健康问题的父母和儿童面临更多的社会决定因素风险，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更需要税收抵免带来的经济支持。

在税务申报结果方面，研究发现，66.7%的参与者在研究前一年已经进行了税务申报，而在研究当年，80%的参与者在收到医疗工作者的建议后进行了税务申报。成功申报的家庭平均获得约2300美元的退税，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储蓄、支付账单、购买食品和育儿支出。研究还发现，一些家庭在没有这些建议的情况下可能不会进行税务申报，表明医疗工作者的建议在推动家庭参与税务申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无法建立因果关系。此外，一些排除标准可能限制了研究的代表性，例如需要有效的社会安全号码或个人纳税人识别号码，以及参与者必须未在研究年度之前进行过税务申报。这些限制可能导致部分符合条件的家庭未能参与研究。此外，研究还发现，尽管医疗工作者通常被视为可信的资源，但在某些低收入和边缘化社区中，由于过去的不良经历，他们可能并不被普遍信任。这些经历可能包括被排斥、边缘化、污名化、忽视家庭需求或偏好等。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不同背景和族裔的低收入家庭如何定义和体验医疗工作者的信任，并考虑与社区信任度高的合作伙伴（如社区健康工作者和健康促进者）合作，以提高项目的覆盖面。

研究的结果表明，通过医疗工作者作为信任传递者进行税务申报建议是可行的，特别是在母婴健康服务环境中。尽管样本量较小，但研究显示，80%的家庭在收到建议后进行了税务申报，平均获得约2300美元的退税，这表明该方法可能在提升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具有潜在影响。退税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基本需求和储蓄，这与社会决定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税收抵免不仅有助于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还可能改善家庭的整体健康状况。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规模，设立对照组，以更全面地评估这些干预措施的效果，并探索税收抵免如何通过解决社会决定因素来促进健康。此外，还需进一步研究如何优化信任传递者的方法，以适应不同社区的需求，特别是考虑到家庭结构和经济决策过程的差异，以及不同群体对医疗工作者信任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