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认知行为因素在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常规护理之后，有助于减轻COVID-19后的疲劳症状？这是对ReCOVer研究的二次分析结果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Which cognitive-behavioural factors play a role in the reduction of post-COVID-19 fatigue following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and care as usual?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ReCOVer study

　　这项次要分析研究了认知行为疗法（CBT-F）与常规护理（CAU）对缓解新冠后疲劳的效果差异，发现活动自我效能感和预期后果的中介作用，睡眠问题作为共同预测因素。

　　

Tanja A. Kuut | Mathilde G.E. Verdam | Annemarie M.J. Braamse | Chantal P. Rovers | Hans Knoop | Fabiola Müller

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心理学系，地址：荷兰阿姆斯特丹市Meibergdreef 9，邮编1105 AZ

摘要

目的

一项先前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表明，认知行为疗法（CBT）在缓解部分新冠后遗症患者的严重疲劳方面具有疗效，相较于常规护理（CAU）更为有效。本研究作为该RCT的二次分析，旨在探讨哪些认知行为变量介导了CBT的减疲效果，以及哪些变量能够在不考虑干预类型的情况下预测疲劳的减轻。

方法

共有114名患者参与研究（CBT组57人，CAU组57人）。主要评估指标为使用“个体力量检查表”（Checklist Individual Strength）中的疲劳子量表来衡量疲劳程度。评估在基线时以及CBT组或CAU组治疗后立即进行。通过基于统计显著性和相关性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最终的平行中介模型表明，自我报告的活动量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以及活动带来的负面后果预期减少，是解释CBT组患者疲劳减轻的原因。在两种干预条件下，相同的三个变量均能预测疲劳的减少；基于有针对性的变量选择原则，睡眠问题和睡眠-觉醒模式也被纳入模型中。

结论

关于活动以及对疲劳可控性的认知和信念似乎在CBT组与CAU组之间调节了CBT的减疲效果。这些变量的变化可能是解释疲劳减轻的通用机制，因为它们也与不同干预条件下的疲劳减轻现象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