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特征对美国人群感染SARS-CoV-2病毒可能性的影响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likelihood of contracting SARS-CoV-2 in the United States

　　本研究通过血清学检测分析美国6158名志愿者的人格特质与COVID-19感染率的关系，发现开放性人格与感染率存在负相关，但加入地区疫情因素后不再显著。结果表明情境因素比人格特质对感染影响更大。

　　这项研究探讨了人格差异是否会影响感染SARS-CoV-2病毒（导致冠状病毒疾病2019，即新冠）的可能性。人格被认为与个人可以控制的病毒防护行为有关，而这些防护措施的采用会影响感染风险。此前已有研究指出人格与病毒感染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预测人格差异会影响新冠感染的概率。研究对象为6158名志愿者（53%为女性，平均年龄为50.63岁，标准差为15.33岁），来自美国。从2020年4月至2021年11月，参与者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间隔内接受了1到3次血清学检测，以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SARS-CoV-2病毒，并完成了关于大五人格、风险感知、风险承担以及乐观主义的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开放性维度与血清阳性（即感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使经过严格的多重比较校正。然而，当也控制了县一级的新冠流行情况后，预测的人格-血清阳性关联并未得到支持。这些结果表明，通常评估的人格特质对感染SARS-CoV-2的可能性影响不大。研究结论是，情境因素（如避免接触他人的能力、新冠流行程度）对感染的可能性影响大于人格因素。

人格特质与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一定探讨。例如，开放性维度通常与采取防护措施的合规性呈正相关，但也有研究显示较低的开放性与较高的整体合规性相关。开放性可能与对病毒传播方式和有效防护行为的了解有关，这在某些研究中与更高的防护行为采用率相关，但在其他研究中则不一致。此外，开放性可能还与尝试新事物的倾向有关，这可能促使人们更容易接受防护措施。然而，由于相关证据不一致，特别是在研究假设注册时，研究者未对开放性做出正式的假设。

外向性与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则较为模糊，有些研究发现外向性与防护行为的采用呈正相关，而另一些则发现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外向性高的人更倾向于社交活动，而这些活动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尽管如此，研究者提出了两个假设，即外向性与新冠感染之间存在负相关，以及外向性的热情维度与感染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些假设基于之前关于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对健康防护行为影响的证据。

神经质与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最为广泛，高神经质与防护行为的合规性呈正相关，如焦虑和担忧可能促使人们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低神经质与更高的合规性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高神经质的人更倾向于避免可能带来的负面情绪，而低神经质的人可能对风险的感知较弱，从而采取较少的防护措施。由于证据范围较广，研究者未对神经质提出正式的假设。

乐观主义则在两种形式上有所体现：一种是作为一种性格特质，即倾向于期待积极结果；另一种是作为情境状态，即根据具体情境而变化。积极的乐观主义可能与遵守居家隔离措施有关，而防御性或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可能与较少采取防护行为有关。研究者在假设注册时对乐观主义的关联性信息有限，因此仅进行探索性分析。

风险承担和风险感知的差异可能会影响防护行为的采用，进而影响感染风险。研究者提出了两个假设：新冠感染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与风险承担呈正相关。这些假设基于之前关于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对健康防护行为影响的研究。

研究者采用了一种严格的分析方法，包括多水平逻辑回归模型，以测试人格与感染状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开放性维度与新冠感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使在排除了县一级的新冠流行情况之后。然而，其他人格特质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多重比较校正后并未显示出显著的关联。这些结果表明，尽管人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防护行为，但对新冠感染的实际发生率影响较小。

此外，研究者还分析了人格特质对感染风险随时间变化的影响。他们发现，人格特质并未与感染风险的变化显著相关，即没有迹象表明某些人格特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感染风险。这可能是因为在疫情期间，许多情境因素（如强制性的社交隔离措施）对感染风险的影响远大于个人行为选择。

研究还探讨了感染率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染新冠（53% vs 45%）。这一结果与一些全球范围的研究结果相矛盾，后者显示男性感染率略高。但这一结果与美国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女性在社会和工作角色中更倾向于采取防护措施有关。然而，女性的高感染率可能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接触模式、职业暴露等。

开放性维度与新冠感染之间的负相关可能与更广泛的知识和防护行为有关，尽管这种关联在一些研究中并不一致。开放性可能还与政治倾向有关，因为较低的开放性通常与更保守的政治观点相关，这可能影响人们采取防护措施的意愿。然而，由于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研究者难以将这些发现推广到其他国家。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的选择偏差，因为研究对象是志愿者，这可能导致某些人格特质的代表性不足。此外，研究者未测量其他个体差异，如黑暗三重人格（如心理病态、自恋等），这些特质可能与防护行为的合规性有关。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所有人格特质对新冠感染的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人格特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防护行为，但对新冠感染的实际发生率影响较小。情境因素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感染风险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不同人口统计学群体之间感染率的差异，特别是性别差异，以更全面地理解新冠感染的预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