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诊疗延迟的关键决定因素：一项来自印度东北部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Determinants of delay in presentation to completion of treatment in cervical cancer

　　本研究针对印度东北部地区宫颈癌患者从症状出现到治疗完成的全程延迟问题展开深入分析。研究人员通过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评估了患者延迟（T-1）、诊断延迟（T-2）、治疗启动延迟（T-3）和治疗完成延迟（T-4）的时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位总诊断延迟达68天，其中患者延迟（60天）和治疗启动延迟（28天）尤为突出。多因素分析表明，年龄＞50岁、缺乏妇科检查史、对异常出血症状的认知不足以及求助“江湖医生”（Quack）是导致延迟的主要因素。该研究为WHO 2030年消除宫颈癌目标提供了区域特异性策略依据，强调需加强公众筛查意识、优化诊断流程及完善医保政策。

　　

宫颈癌是全球中低收入国家（LMIC）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而印度更是承担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宫颈癌病例和死亡负担。在印度东北部地区，宫颈癌是女性第二高发癌症（12.2%），其中约三分之二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阿萨姆邦的Kamrup地区，每61名女性中就有1人一生中会罹患宫颈癌。这一严峻现实背后，是社会经济条件落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以及文化认知差异共同导致的诊疗延迟问题。若想实现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030年消除宫颈癌”目标，必须精准识别并解决导致患者从出现症状到完成治疗各环节延迟的关键因素。

为此，Dimpy Begum等研究人员在印度东北部的三级癌症中心——Dr. Bhubaneswar Borooah癌症研究所（BBCI）开展了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研究在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纳入101名非转移性（非IVB期）宫颈癌患者，通过结构化问卷和临床数据收集，系统分析了诊疗路径中的四类延迟：患者延迟（T-1，症状出现至首次就医）、诊断延迟（T-2，首次就医至病理确诊）、治疗启动延迟（T-3，确诊至治疗开始）和治疗完成延迟（T-4，治疗开始至结束）。研究同时通过知识-态度-实践（KAP）问卷评估了患者的健康认知水平，并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延迟的相关因素。

研究发现，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1岁，其中46.5%的患者和20.7%的照护者为文盲，48.5%属于低收入阶层。绝大多数患者（77%）不了解异常阴道出血是癌症的警示信号，且无人曾接受过宫颈癌筛查。更令人震惊的是，83%的患者在就医前曾求助过无资质的“江湖医生”（Quack），导致病情被误判或延误。

时间延迟分析显示，接受放化疗的晚期患者中位T-1延迟达60天，远高于手术组（30天）；T-2延迟较短（7天），但T-3延迟在放化疗组高达56天，手术组仅3.5天；T-4延迟在放化疗组为56天，手术组为5天。总诊断延迟（T-5）中位值为68天，其中90%的患者存在治疗启动长期延迟（>7天）。

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一致表明：年龄＞50岁、无近期妇科检查史、对异常出血症状无知、以及求助“江湖医生” 是患者延迟（T-1）的独立危险因素；经济困难、缺乏医保覆盖 显著延长诊断（T-2）与治疗启动（T-3）延迟；而对疾病的恐惧感、文盲状态 则与治疗完成延迟（T-4）密切相关。此外，转诊至高级影像中心（如PET）进行进一步检查也加剧了T-3延迟。

研究方法的关键技术概述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设计，样本量基于77%的延迟发生率假设计算得出（n=101）。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KAP数据及诊疗时间节点，并使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延迟定义为：T-1＞60天、T-2＞7天、T-3＞7天、T-4＞56天、T-5＞90天。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逻辑回归识别显著因素，模型拟合度通过Hosmer-Lemeshow检验验证。

结果分析

1. 延迟分布与群体特征

患者主要来自阿萨姆邦（见图1），中位就诊距离178公里，耗时约4小时。49.5%患者年龄≤50岁，50.5%＞50岁；77.1%已婚，22.9%为寡妇；82.2%无职业。经济分层显示48.5%属底层，仅0.2%为上层。

2. 认知与行为模式

KAP问卷揭示认知洼地：85%患者近3年无妇科检查，90%未参与过医疗营地。异常出血认知缺失与“江湖医生”咨询率高（83%）形成恶性循环，直接导致T-1与T-2延迟。

3. 诊疗阶段延迟

晚期患者（92%接受放化疗）的T-1延迟（60天）是早期手术组（30天）的两倍，反映晚期患者更易忽视早期症状。T-3延迟在放化疗组达56天，主因包括经济压力、医保报销范围限制（初诊检查不覆盖）及转诊至外部影像中心（如PET）的流程耗时。

4. 影响因素归因

多因素分析凸显区域特殊性：文盲率、贫困层集中、地形崎岖导致的就医不便，以及“江湖医生”泛滥共同构成延迟的结构性原因。医保政策（如Ayushman计划）虽覆盖治疗费用，但未包含初诊检查，反而成为诊断阶段的“隐形门槛”。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印度东北部宫颈癌诊疗延迟的量化数据与地域性诱因。结果指出，消除宫颈癌的障碍不仅在于技术手段缺失，更源于基层健康认知的贫瘠与医疗资源的结构性失衡。研究者建议：一是开展以本土语言与文化背景定制的公众教育，借助社区领袖与媒体破除癌症污名化；二是将宫颈癌筛查纳入基层医疗常规服务，并推广“患者亲属筛查”模式；三是优化医保政策，覆盖初诊检查成本，减少转诊环节。尽管研究存在单中心、小样本的局限性，但其对区域化策略制定的启示价值显著。唯有精准狙击“认知洼地”与“制度缝隙”，才能确保全球消除宫颈癌的征程不在区域性暗礁前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