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根据不同的社会健康决定因素，初始主要治疗方法和生物标志物检测的趋势

《Future Oncology》：Trends in initial primary treatment approach and biomarker testing acros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社会决定因素（SDOH）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方式、时机及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影响。通过分析8501例2015-2023年美国社区医疗系统患者数据，发现低SDOH指数、高收入、无PCP短缺及私立医保患者更易接受手术及辅助治疗，治疗启动时间（TTI）随SDOH风险增加而延长。PD-L1和EGFR检测率逐年上升，但检测覆盖率在低SDOH地区仍不足。

　　肺癌是美国男性和女性中第二常见的癌症类型，同时也是导致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治疗手段的进步和早期诊断率的提高，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改善。然而，尽管医学技术不断发展，研究发现，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条件可能会影响NSCLC的治疗方式、治疗时机以及关键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实施。这些社会决定因素（SDOH）包括社会脆弱性指数（SVI）、家庭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类型以及初级保健医生（PCP）短缺地区等。本研究旨在评估这些SDOH因素对早期NSCLC患者治疗策略、治疗开始时间及关键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影响。

研究采用了一种回顾性数据库分析方法，数据来源于美国社区医疗系统的Syapse学习健康网络（LHN）。该网络整合了多个长期患者护理信息源，包括电子健康记录、实验室报告、病理报告和放射报告等。研究对象为2015年1月至2023年10月15日首次诊断为I至III期NSCLC的患者，共有8501名符合条件的患者被纳入分析。研究时间截止至2024年10月15日，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时效性。

在治疗策略方面，研究发现，尽管时间跨度较大，但两个研究时期（2015–2019与2020–2023）之间患者初始治疗方式的变化并不显著。总体而言，32%的患者仅接受了手术治疗，14%的患者在手术基础上接受了新辅助或辅助治疗（即围术期治疗）。此外，19%的患者仅接受了化疗与放疗（CRT），21%的患者仅接受了放疗或仅接受系统性治疗，而14%的患者未接受任何NSCLC相关的特定治疗。这一结果表明，虽然治疗方式在总体上保持稳定，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患者在治疗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脆弱性指数（SVI）对治疗方式的影响。SVI是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对社区在面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时的脆弱性进行评估的指标。SVI值越低，表示社区越不脆弱，反之则越脆弱。研究发现，在SVI值最低的地区，接受手术或围术期治疗的患者比例较高，而在SVI值最高的地区，这一比例则相对较低。同样，家庭收入越高，接受手术或围术期治疗的患者比例也越高。此外，居住在没有PCP短缺地区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手术或围术期治疗，而居住在PCP短缺地区的患者则更少接受这些治疗。这些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条件和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NSCLC的治疗选择。

在治疗开始时间（TTI）方面，研究发现，接受任何NSCLC相关治疗的患者，其平均TTI为41天（范围为0至1846天）。随着SVI值的增加和家庭收入的减少，TTI呈现出上升趋势。例如，在SVI值最高的地区，接受手术或围术期治疗的患者TTI平均为47天，而在SVI值最低的地区，这一时间平均为37天。对于家庭收入最低的地区，TTI平均为48天，而家庭收入最高的地区则为37天。此外，不同医疗保障类型也对TTI产生了影响。私有保险患者平均TTI为40天，而Medicare或Medicaid保险的患者平均TTI分别为41天和45天。对于围术期治疗，私有保险患者的TTI最低，为67天，而Medicaid和Medicare患者的TTI分别为67天和73天。这表明，经济状况和医疗保障类型可能会影响患者获得治疗的及时性。

在生物标志物检测方面，研究发现，PD-L1和EGFR突变检测的年度率在2020年至2023年间显著提高。PD-L1检测的年度率从2020年的60%上升至2023年的84%，而EGFR突变检测的年度率从51%上升至82%。这些检测的实施率在没有PCP短缺的地区最高，而在存在PCP短缺的地区则相对较低。这一结果可能与这些地区医疗资源的不足有关，因为缺乏专业的医疗人员可能会影响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实施。

研究还发现，不同SDOH因素对治疗策略和TTI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例如，在没有PCP短缺的地区，接受手术或围术期治疗的患者比例更高，而接受其他治疗方式的患者比例较低。此外，家庭收入较高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手术或围术期治疗，而收入较低的患者则更少接受这些治疗。医疗保障类型同样对治疗选择和治疗时机产生了影响，私有保险患者在接受治疗和生物标志物检测方面表现更为积极。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未能详细评估NSCLC的分期，因为数据库中没有提供AJCC版本的信息；研究对象主要为白人患者，未能充分评估种族差异；此外，由于数据库中未提供支持性或姑息性护理的信息，无法全面评估患者的治疗情况。尽管如此，研究结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揭示了NSCLC治疗中的不平等现象，并为改善患者获得及时治疗的机会提供了依据。

本研究的发现表明，社会经济条件和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NSCLC患者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时机。因此，改善这些社会决定因素对于提高NSCLC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SDOH因素对特定临床亚组（如不同分期的NSCLC患者）的影响，并关注不同治疗方式（如化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在治疗时机上的差异。此外，扩大临床试验的地理分布并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有助于提高NSCLC患者的治疗质量，确保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最先进的治疗方案。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揭示了NSCLC治疗中的不平等现象，并强调了改善社会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未来的工作应关注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和医疗资源优化，缩小这些不平等差距，确保所有NSCLC患者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