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与“相对”HIV风险沟通方式对加拿大人群接受暴露前预防（PrEP）意愿的影响：一项随机调查

《AIDS Care》：Impact of “absolute” versus “relative” HIV risk communication on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interest in Canada: a randomized survey

　　HIV感染风险沟通策略对加拿大非PrEP使用者中GBM群体PrEP兴趣的影响研究。通过在线调查随机分组接受绝对风险百分比或相对风险倍数沟通，结果显示绝对组PrEP兴趣提升比例（56.9%）显著高于相对组（43.1%），OR值1.42（95%CI 0.97-2.09）。多因素分析表明，绝对风险信息在调整临床指征和既往PrEP使用后仍具较高效应值（AOR 1.49-1.74）。研究指出个性化绝对风险评估可增强PrEP认知意愿，但需结合解决污名化（OR 0.45）和结构性障碍（如费用、覆盖政策）等综合措施，实际行为转化仍受健康信念理论中自我效能和计划行为模型多重因素制约。

　　在加拿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传播对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其他男性性伴侣（GBM）群体构成了显著的健康挑战。尽管在这一群体中，HIV的诊断率已经有所下降，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未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研究发现，许多GBM在未使用PrEP（暴露前预防）的情况下，对自己的HIV风险评估偏低，即使他们符合临床使用PrEP的条件。因此，如何有效地传达HIV风险信息，以提升个人对PrEP的兴趣和使用意愿，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本文探讨了两种风险沟通策略对GBM群体PrEP使用意愿的影响，并分析了影响这一意愿的多种因素。

在实际应用中，HIV风险的沟通方式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行为决策。传统的风险沟通多采用模糊的术语，如“高风险”或“低风险”，这些术语在不同人群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容易造成误解。而基于具体数据的风险信息，例如以百分比或相对其他人的风险倍数来表达，被认为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个体的健康状况，并帮助他们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个性化的风险评估工具，即HIV Incidence Risk Index fo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HIRI-MSM），该工具通过评估年龄、性伴侣数量、性行为模式等因素，为个体提供一个具体的HIV风险分数。这一分数被用来生成两种不同形式的风险信息：一种是以绝对百分比形式呈现，另一种是以相对他人风险倍数形式呈现。参与者随后比较这两种信息与他们自身对HIV风险的评估，并判断是否因此增加了对PrEP的兴趣。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两种风险沟通方式都对PrEP兴趣产生了影响，但以绝对百分比形式呈现的风险信息似乎更有效。在461名参与者中，64.2%的人认为自己风险较低，而51.0%的人符合PrEP的临床使用条件。在接受风险信息后，56.9%的绝对组参与者表示对PrEP兴趣增加，而相对组仅为43.1%。虽然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未达到显著水平，但其临床意义不容忽视。此外，研究还发现，PrEP相关的社会污名和结构性障碍（如费用问题）是影响PrEP使用意愿的重要因素。即使个体对自身风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如果他们面临经济压力或社会偏见，仍可能不愿意采取行动。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采用了随机分配的方式，将参与者分为两组，分别接收以绝对百分比或相对他人风险倍数形式表达的风险信息。研究数据来源于2022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的在线调查。参与者被要求评估自己的HIV风险，并随后接受基于HIRI-MSM工具的个性化风险信息。研究团队还利用了多种统计方法，包括逻辑回归模型，以分析风险信息对PrEP兴趣的影响。结果显示，尽管绝对风险信息的传达与PrEP兴趣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其影响仍受到其他变量的调节，例如临床使用PrEP的指征和既往PrEP使用经历。

除了风险信息的传达方式，研究还关注了参与者对PrEP的未来使用意愿。通过采用Transtheoretical模型（改变阶段模型），研究人员评估了参与者在不同阶段的意图，包括预 contemplation（尚未考虑）、contemplation（考虑）、preparation（准备）和action（行动）。结果显示，尽管风险信息提高了PrEP兴趣，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参与者表达了明确的使用意图。这表明，仅仅提供风险信息可能不足以促使人们采取行动，还需要结合其他干预措施，如减少社会污名、改善医疗资源可及性、提供支持性服务等。

参与者对风险信息的反馈也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在开放性问题中，一些人表达了对风险信息计算过程的困惑或不信任，认为这些信息缺乏透明度或过于主观。这种反馈反映了风险感知与实际风险之间的“风险感知差距”，即个体的主观判断可能与客观数据存在偏差。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差距可能源于对风险信息的理解不足，或者对风险评估工具的不信任。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更加注重风险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以减少误解并增强公众对PrEP的信任。

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参与者在PrEP使用意愿方面显著高于安大略省的参与者。这一现象可能与该省的医疗政策和资源可及性有关。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实施了全面的PrEP资助计划，这可能降低了经济障碍，使得更多人能够实际使用PrEP。而安大略省的参与者则更关注医疗系统的效率和便利性，如缩短等待时间、提供书面的PrEP获取指南等。这些发现表明，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政策环境和文化背景对PrEP的使用意愿和实际行为有重要影响，因此，制定个性化的沟通策略和政策支持，对于提高PrEP的普及率至关重要。

研究还指出，HIV风险沟通的个性化和具体化对于促进健康行为改变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将风险信息与个体的具体行为特征相结合，如性行为模式、药物使用情况等，可以更有效地激发PrEP兴趣。然而，研究也强调，风险沟通不能孤立进行，它必须与更广泛的健康促进措施相结合。例如，减少社会污名、提高公众对PrEP的了解、提供实际的使用支持等，都是推动PrEP普及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将风险信息与个人健康目标相结合，如强调自我护理、改善性关系质量等，可能比单纯强调HIV风险更具吸引力。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仅测量了风险信息对PrEP兴趣的影响，而未考虑个体在风险信息之前的基础兴趣水平。其次，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的使用意愿，而不是实际的PrEP使用情况，这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此外，研究没有在风险信息传达前后连续测量PrEP的使用意图，因此无法确定风险信息是否直接导致了行为改变。最后，样本量的计算未针对本研究的分析进行，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统计效力。

综上所述，HIV风险沟通策略对PrEP使用意愿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效果仍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绝对风险信息的传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PrEP兴趣，但还需要结合社会支持、医疗资源可及性和公众教育等措施，才能有效促进PrEP的使用。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如何优化风险沟通策略，使其更加符合个体需求，并考虑不同地区的政策环境和文化背景。同时，研究还应关注如何减少社会污名和结构性障碍，以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个体都能平等地获得PrEP服务。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提高PrEP的使用率，也对实现全球健康目标，如减少HIV传播、提高健康公平性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