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期间寻求心理健康帮助的障碍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Barriers to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新加坡新冠首年居民心理健康求助障碍研究显示，17.2%受访者不愿寻求专业帮助，主因是“自行解决”和“优先求助亲友”。该群体中老年（50-64岁）占比低，焦虑症状更普遍，且对热线求助意愿较低。研究发现年龄、心理健康状况与求助行为显著相关，建议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优化在线和热线服务以降低障碍。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第一年，新加坡居民在心理健康求助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一项针对1129名新加坡居民的研究显示，尽管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愿意在出现与疫情相关的心理问题时寻求专业帮助，但仍有约17.2%的人表示不愿意。这一发现揭示了心理健康求助行为背后存在的复杂因素，也凸显了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如何有效促进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的重要性。

研究结果显示，不愿意寻求传统帮助的主要原因包括“自我管理”、“优先寻求亲友帮助”、“费用过高”、“隐私担忧”以及“认为求助无用”。其中，“自我管理”和“优先寻求亲友帮助”是最常被提及的理由，分别占43.8%和16.5%的受访者。这表明，在面对心理困扰时，许多居民倾向于依赖自身力量或求助于亲密关系网络，而不是寻求专业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不愿寻求传统帮助的受访者，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愿意考虑通过在线资源或心理健康热线寻求帮助。这说明，尽管传统帮助渠道受到限制，但数字平台的出现为部分群体提供了新的选择。

从社会人口学特征来看，不愿意寻求传统帮助的人群中，年龄在50至64岁之间的比例较低，而65岁及以上的比例较高。这可能与老年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不足、认为情绪困扰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以及缺乏社交支持有关。此外，研究还发现，不愿意寻求传统帮助的受访者中，焦虑症状更为普遍，这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对专业帮助的接受度。同时，这些受访者对心理健康热线的求助意愿也较低，这与他们对专业帮助的不信任或对热线服务的不了解有关。

心理健康热线和在线资源的使用率相对较低，仅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考虑这些方式。然而，这些数字资源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限制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为无法获得传统帮助的人群提供了支持。例如，新加坡的国家CARE热线在疫情期间记录了大量来电，其中涉及焦虑问题、情绪支持、财务咨询、家庭矛盾和育儿问题等。这表明，尽管线上求助的接受度有限，但它仍然是重要的心理支持途径之一。

研究还发现，与传统帮助相比，线上求助和热线服务在某些方面更具优势。例如，它们能够克服地理限制，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方式，同时降低费用和隐私担忧。然而，线上资源的有效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尤其是在心理健康自我帮助应用方面。尽管有研究指出在线心理治疗可以达到与面对面治疗相似的效果，但针对心理健康应用的实证研究仍较为有限。这提示我们，未来需要加强对这些数字工具的评估，以确保其在心理健康支持中的实际效用。

在探讨求助行为的障碍时，研究还发现，一些社会人口学因素和心理状态可能相互影响。例如，年龄较大的群体可能更倾向于依赖自身力量，而不愿意寻求专业帮助。这与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认知、社会支持网络的薄弱以及对求助行为的负面看法有关。此外，研究还指出，年龄较大的群体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更为脆弱，自杀率显著上升，这进一步强调了针对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支持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愿意寻求传统帮助，但实际行为与意愿之间仍存在差距。这可能与求助过程中的实际障碍有关，如时间限制、对专业服务的不信任、对费用的担忧以及对隐私的顾虑。此外，研究还发现，焦虑症状较为严重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线上帮助，而非传统渠道。这可能反映出他们对专业帮助的不信任，或认为线上资源更加便捷和私密。

在社会支持网络方面，研究发现，家庭和朋友在心理求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倾向于向亲友寻求帮助，而不是专业人士。这可能与亲友之间的信任关系、熟悉度以及对求助行为的接受度有关。然而，这种依赖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如亲友缺乏专业知识，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甚至可能因为误解或指责而对求助者造成伤害。

此外，研究还指出，新加坡作为社会结构较为紧密的国家，居民在疫情期间表现出较高的对政府政策的遵从度和信任度。这种文化背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受度，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依赖社会支持网络，而不是专业帮助。然而，这也意味着，当传统帮助渠道受限时，数字资源可能成为重要的替代方案。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调查的方式，收集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求助意愿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团队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受访者，并在疫情期间使用Zoom平台进行访谈。尽管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的代表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小，且主要来自已经参与过先前研究的群体，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所有未参与研究的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

研究还发现，受访者在回答心理健康相关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部分人选择“拒绝回答”，这可能影响数据的完整性。此外，由于研究是横断面的，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研究结果更多是相关性分析，而非因果推断。这提示我们在解读研究结果时，需要谨慎对待，并结合其他研究进行综合判断。

在讨论部分，研究团队指出，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愿意寻求传统帮助，但实际行为与意愿之间仍存在差距。这可能与求助过程中的实际障碍有关，如时间限制、对专业服务的不信任、对费用的担忧以及对隐私的顾虑。此外，研究还发现，焦虑症状较为严重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线上帮助，而非传统渠道。这可能反映出他们对专业帮助的不信任，或更倾向于使用数字资源。

研究还指出，心理健康求助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信仰、需求、资源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例如，年龄较大的群体可能更倾向于依赖自身力量，而不愿意寻求专业帮助。这可能与他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社会支持网络的薄弱以及对求助行为的负面看法有关。此外，研究还发现，焦虑症状较为严重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线上帮助，而非传统渠道。这可能反映出他们对专业帮助的不信任，或更倾向于使用数字资源。

在文化因素方面，新加坡作为一个集体主义社会，居民在疫情期间表现出较高的对政府政策的遵从度和信任度。这种文化背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受度，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依赖社会支持网络，而不是专业帮助。然而，这也意味着，当传统帮助渠道受限时，数字资源可能成为重要的替代方案。

研究团队还指出，尽管线上求助和热线服务的使用率相对较低，但它们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国家CARE热线在疫情期间记录了大量来电，其中涉及焦虑问题、情绪支持、财务咨询、家庭矛盾和育儿问题等。这表明，尽管线上求助的接受度有限，但它仍然是重要的心理支持途径之一。

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研究团队建议，未来需要加强针对家庭和朋友的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他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并减少对求助者的误解和指责。此外，还需要加强对数字资源的评估，以确保其在心理健康支持中的实际效用。同时，研究还指出，心理健康求助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信仰、需求、资源以及社会文化背景。

总体而言，研究揭示了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求助行为的复杂性。尽管大多数居民愿意寻求传统帮助，但实际行为与意愿之间仍存在差距。这提示我们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的利用，包括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数字资源的可用性和有效性，以及改善传统帮助渠道的可及性。此外，研究还强调了针对特定群体（如老年人、焦虑症状严重的个体）的心理健康支持需求，为未来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