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8-CD57+CD8+ T细胞作为肝细胞癌免疫治疗早期反应预测标志物的前瞻性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Prognostic value of CD28?CD57?CD8? T cells for early immunotherapy respons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本研究针对肝细胞癌(HCC)患者对"T+A"方案(阿特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免疫治疗反应率有限且缺乏有效预测标志物的临床难题，通过前瞻性观察发现基线外周血CD28-CD57+CD8+ T细胞（免疫衰老标志）比例与早期治疗反应显著负相关（AUC=0.730），证实其可作为预测免疫治疗抵抗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为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新依据。

　　

肝细胞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对于无法手术的晚期患者，治疗选择有限。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特别是阿特珠单抗（Atezolizumab）联合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的"T+A"方案——已成为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一线标准疗法。然而，该方案的整体客观缓解率仅为33.2%，意味着有相当大比例的患者无法从中获益，却可能承受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风险。因此，在治疗前精准识别可能应答和无应答的患者，是当前临床实践面临的紧迫挑战。

为什么患者对相同的治疗方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免疫衰老"（Immunosenescence）这一现象。免疫衰老是指免疫系统功能随年龄或特定病理状态（如癌症）而逐渐衰退，导致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下降，从而促进肿瘤免疫逃逸，并与治疗抵抗和复发相关。在T细胞中，表面共刺激分子CD28的缺失和CD57（一种终末分化标志物）的表达，即CD28^-CD57⁺的表型，被认为是CD8⁺ T细胞衰老的关键特征。这类细胞增殖能力弱，效应功能改变。在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NSCLC）等癌症中的研究提示，高比例的衰老CD8⁺ T细胞可能与较差的预后相关。那么，在肝细胞癌中，外周血中这些"衰老"的CD8⁺ T细胞是否能预测患者对"T+A"方案的最初治疗反应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周素涛等人的研究团队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

为开展本研究，研究人员主要应用了几项关键技术：首先，他们纳入了32名在本院初治且接受"T+A"方案治疗的新诊断肝细胞癌（NDHCC）患者构成研究队列；其次，利用多色流式细胞术精准定量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中CD28^-CD57⁺CD8⁺ T细胞占CD3⁺CD8⁺ T细胞的百分比；最后，依据改良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通过对比增强CT或MRI扫描评估患者完成3-4周期治疗后的早期影像学反应，并将患者分为应答者（达到部分缓解PR或更好）和无应答者（疾病稳定SD或疾病进展PD）。

患者特征

研究共纳入32名患者，平均年龄62.14岁，男性占多数（71.9%），绝大多数（90.6%）有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背景。根据首次影像学评估，14名患者（43.8%）被划分为应答者，18名患者（56.2%）为无应答者。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肝硬化比例、肿瘤数量、最大肿瘤直径、BCLC分期等基线临床特征上均无显著差异，表明两组具有可比性。

CD28^-CD57⁺CD8⁺ T细胞比例在接受'T+A'治疗后的变化

研究发现，在接受"T+A"治疗后，整个患者队列中外周血CD28^-CD57⁺CD8⁺ T细胞的中位比例从治疗前的26.45%显著下降至治疗后的20.15%。这一现象提示，"T+A"治疗方案本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或减轻了系统性的免疫衰老状态。

基线CD28^-CD57⁺CD8⁺ T细胞比例与治疗反应的关联

关键发现在于，治疗前（基线）的细胞比例在应答者和无应答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无应答者组的基线比例（33.90%）显著高于应答者组（21.45%）。此外，治疗后细胞比例的变化模式也不同：在无应答者中，该细胞比例出现显著下降，而在应答者中变化不显著。这表明高水平的基线衰老T细胞与较差的早期治疗反应相关。

基线CD28^-CD57⁺CD8⁺ T细胞比例与临床特征的关联

进一步分析显示，基线CD28^-CD57⁺CD8⁺ T细胞比例与患者年龄无显著相关性，这挑战了免疫衰老纯粹是年龄相关过程的传统观念。相反，该比例与最大肿瘤直径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了"肿瘤诱导的免疫衰老"这一概念，即肿瘤负荷越大，可能越容易诱导免疫系统衰老。

基线CD28^-CD57⁺CD8⁺ T细胞比例对NDHCC患者初始治疗反应的预测价值

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表明，基线CD28^-CD57⁺CD8⁺ T细胞比例预测治疗无反应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30，具有中等预测准确性。通过约登指数确定的最佳截断值为29.05%，在此阈值下，特异性高达85.70%，灵敏度为66.70%。根据此截断值将患者分为两组，高比例组（≥29.05%）中85.71%的患者为无应答者，而低比例组（<29.05%）中无应答者仅占33.33%，差异显著。

基于逻辑回归分析的早期治疗反应影响因素

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确认，基线CD28^-CD57⁺CD8⁺ T细胞比例是影响早期治疗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其比值比（OR）为1.135，意味着该细胞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治疗无反应的风险就增加13.5%。

治疗周期数与T细胞动态的关联

研究人员还排除了治疗周期数可能带来的混淆影响，证实应答者和无应答者接受的治疗周期数相当，且周期数与衰老T细胞水平的变化无显著相关性，支持基线细胞比例本身是一个预测性指标。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结论：肝细胞癌患者外周血中基线CD28^-CD57⁺CD8⁺ T细胞的比例升高，预示着对"T+A"联合疗法早期反应不佳的风险增加。这一免疫衰老指标是一个有前景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其生物学意义在于，衰老的CD8⁺ T细胞存在多种功能缺陷，如细胞毒性减弱、增殖能力下降以及通过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塑造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这可能会从根本上削弱以PD-1/PD-L1为靶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前提——即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预先存在的T细胞群体。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易于通过常规血液检测获得的、可用于治疗前风险分层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与肿瘤突变负荷（TMB）、PD-L1表达、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等现有生物标志物相比，外周血免疫衰老标志物具有无创、可重复动态监测的独特优势。虽然这项单中心、小样本量的探索性研究仍需更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验证，但其结果为进一步开展个体化免疫治疗策略、乃至探索逆转免疫衰老以增强疗效的联合疗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