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差异敏感性对媒介效应模型”应用于理解成年早期人群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一项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

《Addictive Behaviors》：Application of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 to comprehend emerging adults’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 on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本研究基于多水平媒体效应理论框架，探讨神经质、家庭适应性与自我包含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纵向影响，揭示自我包含的中介作用及针对性干预策略。

　　在现代社会中，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普及程度和使用频率不断上升。特别是在青年群体中，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显示，超过95.9%的全球互联网用户通过智能手机进行上网活动（We Are Social, 2025），而智能手机作为信息获取、社交互动和娱乐消费的核心工具，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因此，探讨影响PSU的关键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PSU通常被定义为一种具有强迫性和过度性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伴随着负面后果，例如影响学习或工作效率（Elhai et al., 2017）。在这一背景下，新兴成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被发现是PSU的高风险人群，其比例平均为52%（Candussi et al., 2023）。这些人在面临现实社交压力或情感困扰时，更倾向于依赖智能手机来缓解情绪，甚至构建虚假的在线形象（Li et al., 2022; Marciano et al., 2022）。因此，研究者认为有必要从多个层面理解PSU的形成机制，并探索其潜在的干预路径。

在理论框架方面，研究采用了“差异性媒介影响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 DSMM），该模型强调个体在不同层面（如性格特质、社会环境、发展过程）对媒介影响的敏感性差异（Valkenburg & Peter, 2013）。DSMM的核心假设是，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内在特质、外在环境以及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从而影响其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和使用模式。这一模型为理解PSU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在探讨性格、家庭和社会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方面。

性格特质作为DSMM中的一种基础敏感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个体的情绪稳定性、冲动控制等方面（Costa & McCrae, 1992）。研究表明，神经质（Neuroticism）作为一种重要的性格特征，与PSU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Carvalho et al., 2018）。神经质个体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情绪波动性、冲动性和不安全感（Paulus et al., 2016），这些特质可能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建立稳定的社交关系，从而更依赖智能手机来获取心理慰藉或社会认同（Li et al., 2022）。因此，研究假设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个体在一年后更容易发展出PSU倾向（Hypothesis 1a）。

与神经质相对，家庭因素作为社会层面的敏感性因素，主要通过家庭功能和养育方式影响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Cumsille & Epstein, 1994）。根据DSMM的理论，家庭作为个体自我发展的最直接社会环境，能够通过其适应性功能对个体的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研究发现，家庭适应性（Family Adaptability）与PSU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Jimeno et al., 2021），并且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媒介依赖程度（Lian et al., 2023）。这表明，家庭环境的稳定性和支持性在减少PSU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假设家庭适应性较高的个体在一年后更不容易发展出PSU（Hypothesis 1b）。

此外，DSMM还指出，个体的发展阶段（Developmental Stage）是影响其媒介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Valkenburg & Peter, 2013）。自我包含（Inclusion of Smartphone in the Self, ISS）作为一种发展性敏感性因素，指的是个体在心理和情感层面将智能手机视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Aron et al., 2022）。研究发现，ISS与PSU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iu et al., 2022; Wu et al., 2023），表明个体越倾向于将智能手机融入自我认同，其使用行为就越容易演变为PSU。因此，研究进一步假设ISS水平较高的个体在一年后更容易发展出PSU（Hypothesis 1c）。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一年期的纵向研究设计，通过两次调查（W1和W2）收集数据，以更全面地理解PSU的形成过程。研究对象为801名中国新兴成年人（559名女性），年龄平均为19.02岁，标准差为0.88岁。通过控制人口学变量和PSU的基线数据，研究者发现所有基础敏感性因素（如神经质、家庭适应性、ISS）均显著预测了PSU的后续发展（Valkenburg & Peter, 2013）。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神经质和家庭适应性在一年内通过ISS间接影响PSU的发展，说明ISS可能在神经质与PSU、家庭适应性与PSU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研究的发现不仅支持了DSMM在解释PSU方面的有效性，还揭示了多种潜在的干预路径。例如，神经质个体可能需要通过提升情绪调节能力、增强现实社交技能等方式减少对智能手机的依赖；而家庭适应性较低的个体则需要通过改善家庭沟通、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来降低PSU的风险。ISS作为连接个体心理发展与媒介使用的重要因素，提示研究者在制定干预措施时，应关注个体如何通过智能手机构建自我认同，以及这种认同如何影响其使用行为。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家庭在个体媒介使用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根据DSMM的理论，家庭作为个体自我发展的核心社会环境，能够通过其适应性功能影响个体的媒介选择和使用模式（Valkenburg & Peter, 2013）。家庭适应性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通过高质量的现实互动和真实活动来满足自身需求，而不是依赖智能手机（McKeown et al., 2023）。因此，研究者认为，提升家庭适应性可能有助于减少个体对智能手机的依赖，从而降低PSU的风险。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纵向研究和DSMM理论框架，揭示了性格、家庭和社会因素在PSU形成中的复杂作用。研究发现，神经质和ISS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发展出PSU，而家庭适应性则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些结果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PSU的形成机制，以及如何通过社会支持、心理干预和教育引导等手段有效减少PSU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