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南亚高速增长期的实证研究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启示
《Discover Public Health》:Impa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Asia: evidence from the era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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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24日
来源:Discover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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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南亚地区在2000-2021年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健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尚不明确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健康结局与健康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题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改善(如预期寿命提升、儿童死亡率下降)及健康支出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研究为南亚地区制定提升人力资本、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健康政策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对实现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发展格局中,南亚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潜力的区域。它拥有超过20亿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然而,其经济表现却与人口规模不相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2650美元,被列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令人担忧的是,该地区约20%的人口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健康与饥饿问题依然严峻。尽管南亚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经历了年均超过6%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但其健康指标,如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却不升反降,与全球趋势背道而驰。这种经济快速增长与健康投资相对不足并存的局面,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健康在这一区域的经济崛起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改善居民健康是经济增长的“果”,还是驱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Shahid Hamid Raina和Khursheed Hussain Dar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为了深入探究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严谨的定量分析。他们收集了2000年至2021年间南亚八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176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研究的关键因变量是人均GDP,用以衡量经济增长。核心自变量包括反映健康结果的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LEB)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U5MR),以及反映健康投入的指标——人均当前卫生支出(CHEPC)和国内私人卫生支出(DPHE)。此外,还将政府总支出(GGE)占GDP的百分比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控制政府规模对经济的影响。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以缓解异方差问题并便于结果解释。
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系列检验以确保模型的有效性。Pesaran检验表明数据不存在明显的横截面依赖性,因此可以采用第一代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随后,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等多种单位根检验证实,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序列。Pedroni和Kao协整检验进一步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避免了伪回归问题。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研究最终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采用了Driscoll-Kraay方法计算异方差和自相关稳健的标准误,从而保证了参数估计和统计推断的可靠性。诊断检验显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异方差或多重共线性问题。
研究发现,健康结果的改善对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出生时预期寿命(LEB)对人均GDP的影响尤为突出。回归分析显示,预期寿命每提高1%,会带动人均GDP增长0.14%。这表明更长的寿命意味着更长的健康工作年限和更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直接提升了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从而驱动经济增长。同时,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U5MR)的降低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其系数为-0.049。这意味着U5MR每下降1%,人均GDP会相应增长约0.05%。虽然其影响系数略低于预期寿命,但依然在统计上显著,强调了降低儿童死亡率不仅具有人道主义价值,同样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这些发现与健康人力资本理论高度吻合,证实了健康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在卫生支出方面,无论是人均当前卫生支出(CHEPC)还是国内私人卫生支出(DPHE),都对经济增长显示出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非常有限。DPHE的系数为0.013,CHEPC的系数仅为0.007。这意味着相应的卫生支出每增加1%,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仅为0.013%和0.007%。这一结果揭示了南亚地区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卫生支出在理论上应能通过改善健康来促进经济,但该地区整体的卫生投入水平严重不足(区域平均水平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可能存在着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导致其经济回报相对微弱。特别是私人卫生支出占比较高,反映了家庭直接付费负担沉重,这可能加剧医疗资源获取的不平等,从而部分抵消了其潜在的经济效益。
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作为控制变量的政府总支出(GGE)占GDP的比例,对人均GDP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发现与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政府支出(尤其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相悖。研究人员在讨论中指出,这很可能揭示了南亚地区更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例如普遍存在的腐败、低效的行政管理、政策执行力弱以及特殊的利益集团操控。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公共资金被浪费或误用,未能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本,从而削弱了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发现为理解南亚经济发展的独特挑战提供了重要视角。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有力地论证了在南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健康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改善健康结局(提升预期寿命、降低儿童死亡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确且显著。然而,该地区偏低的卫生支出水平及其微弱的经济拉动效应,凸显了加大并优化公共卫生投入的紧迫性。特别是政府支出效果的“失灵”,警示政策制定者必须致力于改善治理质量、打击腐败、提高公共支出效率。
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十分清晰。首先,南亚各国政府应优先增加公共卫生支出,投资于初级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保险计划以及旨在降低母婴死亡率的针对性干预措施,这将直接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其次,鉴于对私人卫生支出的严重依赖带来的公平性风险,政策必须着力加强金融风险保护,通过扩大公共医疗保险计划和推进全民健康覆盖(UHC)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的具体目标3.8。总之,该研究不仅填补了南亚地区健康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的空白,而且为该区域如何在人口红利期通过投资健康来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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