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的多维度考量：阈值效应与因果互动——来自南部非洲的实证研究

《Cogent Food & Agriculture》：Food security dimensions: threshold effects and causal interactions—panel evidence from Southern Africa

　　本研究基于南非地区2000-2023年面板数据，通过阈值回归、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粮食可供量作为其他维度（获取、利用、稳定）的基础驱动器的假设。结果显示存在显著阈值效应：当可供量超过0.57临界值时，其对获取的影响系数从0.46倍增至0.83倍，且机构质量、市场发育等情境因素会调节这种关系。政策需分阶段实施，低阈值地区优先提升可供量，高阈值地区需平衡多维干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粮食安全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其多维动态特性对政策制定具有深远影响。本文聚焦于南部非洲十个国家在2000年至2023年间粮食安全的多维动态，重点分析了粮食可得性与粮食安全其他维度之间的阈值效应和因果关系。通过运用面板阈值回归、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多元方法，研究验证了“粮食可得性通过农业生产率作为其他粮食安全维度的基础驱动因素”的假设。研究结果揭示了显著的阈值效应，例如粮食可得性与粮食获取之间的系数在阈值以上几乎翻倍（从0.46增加到0.83）。格兰杰检验进一步显示，粮食可得性对粮食获取和粮食利用具有单向因果关系，而结构模型则识别出粮食可得性对整体粮食安全的直接影响（0.381）和间接影响（0.460）。此外，方差分解分析表明，随着粮食系统的发展，粮食可得性对整体粮食安全方差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从46.3%降至39.5%。国家特定的背景因素，特别是制度质量、市场和经济发展，显著调节了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背景源于南部非洲地区长期面临的粮食不安全问题。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等机构的统计，该地区约有60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挑战。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该地区实施了多种干预措施，但传统的粮食安全应对方法往往将粮食安全的各个维度视为同等重要，从而导致了干预措施的顺序不当和资源分配的低效性，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这些维度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对称性，某些维度可能是其他维度改善的前提条件。例如，Barrett（2010）指出，粮食可得性可能是实现粮食获取和利用的前提，而Han和Mutale（2025）则认为，只有当基础维度达到一定阈值后，更高阶维度的改善才可能实现。这种观点意味着，粮食安全系统具有非线性动态特征，即某些干预措施可能在特定阶段才显现效果。

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粮食安全的多维框架提供了实证支持，表明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态，而是存在非线性阈值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在不同发展背景下有所变化。因此，政策制定不应采取单一维度的平均投资策略，而应根据发展阶段采取有顺序的干预措施。例如，在粮食可得性低于0.57的阈值时，应优先考虑提升粮食可得性的措施，而在超过该阈值后，采取平衡的多维策略更为有效。这一结论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粮食安全的最优效果。

在方法论方面，本文采用了一个多方法的分析框架，结合了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阈值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以全面考察粮食安全维度之间的关系。首先，研究使用了平衡的面板数据集，涵盖南部非洲的十个国家（安哥拉、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23年。这些国家的选择基于其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成员、地理可比性以及数据可获得性。为了构建粮食安全的多维指标，研究采用了标准化方法，包括最小-最大归一化，以确保不同指标之间的可比性。此外，研究还对不同维度的权重进行了探讨，最初采用等权重的方式，但随后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替代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可靠性。

通过方差分解分析，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各维度对整体粮食安全的贡献。结果显示，粮食可得性在整体粮食安全方差中占主导地位，其贡献率从46.3%降至39.5%。这种变化反映了随着粮食系统的发展，粮食可得性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粮食获取和利用的贡献率则相应上升。此外，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粮食可得性对粮食获取和粮食利用具有单向因果关系，而粮食获取与粮食利用之间则表现出双向因果关系。这一发现支持了粮食安全系统中存在反馈机制的观点，即粮食可得性的提升可能增强系统的稳定性，而稳定性又反过来促进粮食可得性的增长。

阈值回归分析则揭示了粮食可得性与其他维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例如，粮食可得性与粮食获取之间的阈值为0.57，低于该阈值时，粮食可得性的提升对粮食获取的影响较为有限，而在超过该阈值后，其影响显著增强。这种非线性关系意味着，粮食安全系统的改进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存在关键的转折点。研究还发现，粮食可得性与粮食利用之间的阈值为0.61，这表明粮食利用的改善需要较高的粮食可得性作为基础。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粮食安全系统的多维性和非线性特征。

结构方程模型则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揭示了粮食可得性在整体粮食安全中的中介作用。模型结果显示，粮食可得性不仅对粮食安全有直接的影响（0.381），还通过粮食获取和粮食利用的间接路径产生更大的影响（0.460）。这种结构效应表明，粮食可得性的提升可能首先促进粮食获取，从而进一步改善粮食利用，最终提升整体粮食安全水平。模型的拟合度检验（CFI = 0.943，TLI = 0.935，RMSEA = 0.048，SRMR = 0.039）显示，该模型与数据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进一步支持了粮食安全的多维结构和因果关系。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国家特定背景因素对粮食安全维度关系的影响。例如，制度质量、市场发展和经济水平显著调节了粮食可得性对其他维度的效应。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粮食可得性的提升对粮食获取的影响较小，而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其效应则更为显著。这一发现强调了制度环境在粮食安全系统中的重要性，表明在某些国家，即使粮食可得性得到提升，其对粮食获取和利用的促进作用也可能受到制度约束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干预措施时，需要综合考虑制度、市场和经济等背景因素，以确保其有效性。

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它为粮食安全干预策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首先，对于处于粮食可得性较低阶段的国家，应优先考虑提升粮食可得性的措施，例如通过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贸易便利化和储存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一旦粮食可得性达到关键阈值，应逐步转向多维干预策略，以实现更全面的粮食安全改善。此外，制度建设和市场发展在提升粮食可得性对其他维度的传导效应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同时加强这些领域的投资，以最大化粮食安全的改善效果。

本文的研究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阈值效应的分析，探索其在不同农业系统和制度背景下的变化。其次，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维度关系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该地区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压力。此外，微观层面的分析可以揭示宏观趋势如何在家庭和社区层面具体体现，从而为理论和政策提供更具体的依据。最后，研究还指出，粮食安全系统的动态演变要求政策设计具有适应性，不能依赖于静态模型。因此，未来的政策干预应定期监测粮食安全维度之间的关系和阈值的接近程度，以确保其与系统的发展阶段相匹配。

总之，本文通过多维分析方法，揭示了粮食安全系统的复杂性，特别是其非线性动态特征和阈值效应。研究不仅为粮食安全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强调了根据发展水平采取不同干预策略的重要性。此外，研究还指出，制度建设和市场发展在粮食安全改善中的关键作用，提醒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干预措施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背景因素。这些发现对推动粮食安全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未来的粮食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