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保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空白：关于栖息地丧失与退化问题的文献系统综述

《Biological Psychiatr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Neuroimaging》：Exploring the spaces between conserv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habitat loss and degradation literature

　　栖息地丧失与退化研究呈现理论丰富但实践不足的显著差距，系统综述显示80.2%论文属理论探索，仅4%涉及具体干预评估。地理分布存在明显北偏，热带地区研究占比不足30%，且研究多聚焦陆域生态和脊椎动物。建议采用跨学科协作、开发可操作知识产品、建立动态反馈机制等策略，以弥合科研与 conservation practice 的鸿沟。

　　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不断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作为一门在危机中诞生的学科，保护生物学自其成立之初便致力于探索如何有效维护生物多样性。尽管保护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如何将这些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的保护措施仍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本文通过系统性的文献综述，探讨了保护生物学在应对栖息地丧失与退化（HLD）方面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并试图揭示这一领域研究的地理、生态和分类学上的偏倚现象。

### 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保护生物学的研究通常以理论构建为核心，旨在为政策制定和实际保护行动提供科学依据。然而，实际应用中的成效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许多科学研究虽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见解，但这些成果并未有效转化为具体的保护措施。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学术论文并未直接导致地面的实际行动，这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断层。这种断层的原因可能包括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技术术语的使用、信息获取的难度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障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研究者将文献分为三类：**“Knowing”（知识类）**、**“Guidelines”（指导类）** 和 **“Doing”（行动类）**。其中，“Knowing”类研究主要关注于理论探讨和数据收集，旨在加深对栖息地丧失与退化现象的理解；“Guidelines”类则侧重于提出具体的管理框架和政策建议，为实际应用提供方向；而“Doing”类研究则聚焦于实际的保护措施和干预项目的实施。然而，研究结果显示，“Knowing”类文献占据主导地位，占比高达80.2%，而“Guidelines”和“Doing”类研究则相对较少，分别占15.7%和4%。这种不平衡表明，尽管理论研究不断增长，但实际应用的成果仍然有限。

### 地理偏倚

从地理角度来看，研究样本主要集中在**全球北方**的国家，如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科研资源、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使得其在保护生物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集中也导致了对**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栖息地丧失率最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覆盖不足。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往往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些地区的栖息地丧失问题尤为严重，但由于研究资源的匮乏，相关文献较少。这种地理偏倚不仅限制了我们对这些地区栖息地退化机制的理解，也削弱了实际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研究还发现，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分布并不均衡。例如，**非洲、加勒比群岛、亚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东欧**的研究数量较少，而**“Doing”类研究**在这些地区更是稀缺。这种现象可能与这些地区的科研能力、资金支持以及政策导向有关。此外，**中亚**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研究，这表明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 生态系统偏倚

在生态系统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陆地生态系统**，占所有研究的80%以上。相比之下，**淡水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则明显较少。陆地生态系统的研究不仅数量多，而且在“Knowing”和“Doing”类文献中都占据主导地位，而“Guidelines”类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虽然较少，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因为海洋生态系统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此外，研究还发现，**物种层面**的研究最为普遍，占所有研究的77.8%。其中，**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研究尤为突出，分别占23.5%和20.7%。相比之下，**鱼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仅占6.7%。这种偏倚可能源于科学研究对某些物种的偏好，例如具有较高知名度或易于观测的物种，而忽视了那些对生态系统功能至关重要的物种，如昆虫、两栖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 分类学偏倚

从分类学角度来看，**脊椎动物**的研究占据了70%以上，而**无脊椎动物**和**植物**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其中，**“Knowing”类研究**对植物的关注度较高，占14.2%，而“Guidelines”和“Doing”类研究对植物的关注度则显著下降，分别仅为2.4%和0.2%。这种偏倚可能与科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和研究重点有关，例如，许多保护生物学研究倾向于关注具有明显生态影响的脊椎动物，而对植物等无脊椎动物的研究则较少。

### 实践类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Doing”类研究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但其在实际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类研究通常涉及具体的保护措施、试点项目或干预效果的实证评估，能够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提供直接的参考。然而，由于这类研究在文献中占比低，且许多研究仍未能有效转化为可操作的保护方案，因此其在推动实际保护行动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为了弥补这一差距，研究者建议采取**跨学科合作**的方式，结合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应对栖息地丧失与退化问题。同时，还需要通过**创新的沟通策略**，使科学研究成果更易于被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理解和应用。此外，**严格的干预效果评估**也是推动实际保护行动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持续的评估和反馈，才能确保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 实践导向研究的重要性

在保护生物学的研究中，**实践导向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类研究不仅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直接的依据，还能够推动具体的保护行动。然而，目前的文献中，实践导向的研究仍然较少，这表明科学研究在实际应用中的转化率较低。为了提高实践导向研究的可见度和影响力，研究者建议学术界重新考虑出版格式和激励机制，例如增加政策简报、实践摘要、双语版本等非技术性文献的出版比例，并设立专门的实践专题。此外，加强与本地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推动**知识共生产**，也是提升实践导向研究可行性的关键。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本文的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中的同行评审文献，因此**未能涵盖灰色文献**，如技术报告、项目评估和平台上的整理总结。这些文献可能包含了更多关于实际保护工作的信息，尤其是“Doing”类研究。因此，未来的文献综述工作应考虑纳入灰色文献，以更全面地反映保护生物学的实际应用情况。

此外，本文使用了**统一的关键词策略**，以提高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可比性。然而，这种方法可能遗漏了一些使用特定栖息地术语或过程术语的研究，例如“珊瑚礁退化”或“污染驱动的退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具针对性的关键词策略**，以更好地捕捉不同生态系统和退化过程的研究成果。

最后，研究者指出，**保护生物学的理论成果**虽然丰富，但如何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政策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因此，科学界应更加关注这些偏倚现象，并在未来的项目设计中加以平衡，以确保研究成果既具有科学价值，又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同时，科学家还应积极参与**政治倡导**和**决策过程**，以推动基于科学证据的保护政策的实施。

### 促进科学与实践的结合

为了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研究者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

1. **加强跨学科合作**：通过整合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提高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全面性和实用性。
2. **创新沟通策略**：采用非技术性语言和格式，使研究成果更易于被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理解和应用。
3. **推动知识共生产**：与本地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制定和调整保护措施，以确保研究成果能够真正服务于实际需求。
4. **加强实践导向研究的可见度**：通过调整出版机制和激励措施，提高实践导向研究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5. **重视干预效果评估**：建立系统的评估框架，确保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还能够促进更公平、更有效的保护实践。通过科学界与政策制定者、实践者的共同努力，我们有望在未来实现更全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减少栖息地丧失与退化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