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之火的管理困境：美国指定荒野区计划火烧的现状分析与政策启示

《Fire Ecology》：When the wilderness burns: an analysis of current fire management and the case for prescribed fire in designated wilde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本文针对美国指定荒野区日益严重的火生态管理挑战，探讨了当前以扑救为主导的防火策略与生态恢复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通过混合研究方法（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公众认知、资源限制和行政壁垒是阻碍计划火烧（Prescribed Fire）应用的主要因素，而非荒野政策本身。研究强调需通过提升社会信任、优化决策工具与跨部门协作，推动火生态在荒野区的自然角色回归，为全球保护区火管理提供关键范式参考。

　　

在美国广袤的荒野保护区，火曾是一种自然的生态力量，由闪电或原住民的文化焚烧实践所引发，塑造了森林的结构与生物多样性。然而，过去一个多世纪的防火隔离政策（Fire Exclusion）导致许多荒野区积累了超常的燃料负荷，加上气候变迁引发的更炎热、更干燥条件，使得当代野火行为日益偏离历史常态。这些“异常火”不仅威胁荒野生态系统的韧性，还可能摧毁其作为生物多样性庇护所的核心价值。更矛盾的是，尽管《荒野法案》（Wilderness Act）允许在必要时采取火管理措施，但管理者仍倾向于全面扑救（Full Suppression），而非恢复火的自然角色。这种困境引发了核心问题：为何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计划火烧（Prescribed Fire）在荒野区仍极少实施？阻碍火生态回归的真正壁垒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在《Fire Ecology》发表了题为“When the wilderness burns”的研究论文。他们采用解释性序列混合方法（Explanatory Sequential Mixed Methods），先通过对131名联邦机构及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量化当前火管理策略的使用频率与决策因素；再通过22场半结构化访谈，深入挖掘政策实施中的矛盾与理想管理条件。

研究的关键方法包括：

1. 1.
   问卷调查：覆盖美国林务局（Forest Service）、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等机构人员，问题涉及火管理策略频率、决策因素排名（如风险感知、制度影响等）。
2. 2.
   访谈分析：基于问卷反馈选取代表性案例，通过主题编码（Thematic Coding）提炼出管理考量、决策基础、变革需求等5大主题及17个子类。
3. 3.
   案例研究：聚焦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鲍勃马歇尔荒野综合体（Bob Marshall Wilderness Complex）等长期开展计划火烧的荒野区，分析其成功经验与社会生态互动模式。

3.1 当前荒野火管理实践

调查显示，全面扑救（Full Suppression）和围控（Confinement）是荒野区最常用的策略，而计划火烧和资源受益火（Managed Wildfire for Resource Benefit）极少被采用（图1）。访谈揭示，这一现象源于点火类型（自然或人为）、地理条件（如荒野面积与可达性）及行政资源（如人员配备）的综合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型荒野（如爱达荷州的弗兰克教堂荒野）内部，管理者更可能允许自然火燃烧，因其远离社区与资产风险。

尽管计划火烧应用不足，管理者普遍支持其作为恢复历史火体制的工具。约塞米蒂公园的案例表明，长期的火管理计划（如1972年启动的自然火项目）可通过多次火条目（Second-Entry Fires）形成自限性火行为，提升景观韧性。

3.2 荒野火管理决策机制

风险感知（Perceived Risk）被列为最重要的决策因素（图2），而火生态结果（如燃料减少）影响最小。管理者常因公众压力、诉讼威胁或领导层风险规避（Risk-Aversion）而选择扑救。例如，2022年新墨西哥州赫米茨峰火（Hermits Peak-Calf Canyon Fire）的失控导致全美计划火烧暂停，即便其成功率高达99.84%。决策工具如野火决策支持系统（WFDSS）和最小需求分析框架（MRAF）虽能规范流程，但仍可能被风险厌恶心态覆盖。机构文化亦显著影响政策解读：林务局对《荒野法案》的解释最为严格，限制荒野内计划火烧的应用场景。

3.3 理想火管理条件

多数参与者主张减少全面扑救，增加计划火烧与资源受益火（图3），以恢复火的“自然角色”。理想状态是通过主动管理（如计划火烧）降低燃料负荷，最终过渡到被动管理，让自然火维持景观镶嵌体（Pyro-Diversity）。社会条件上，需提升公众对火益处的认知（如开放空间改善狩猎条件），并通过部落共管（Co-Stewardship）整合原住民文化焚烧（Cultural Burning）知识。

3.4 理想实现的障碍

公众认知、资源匮乏与政策执行落差是主要壁垒（图4）。计划火烧的障碍多与荒野价值冲突（如“非驯化”特质），而资源受益火则受制于通用火管理挑战（如气候干旱）。政策本身并非核心限制，但《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明确禁止将资金用于荒野区燃料处理，凸显制度矛盾。

3.5 气候变迁与文化焚烧

气候变迁被视作“非自然过程”，其引发的更极端火条件迫使管理策略调整。同时，研究强调原住民火实践对历史荒野景观的塑造，但荒野 designation 可能限制部落管理权，需通过共管机制调和。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揭示，荒野火管理的核心矛盾并非政策缺失，而是风险厌恶与社会信任不足。计划火烧作为最小必要行动（Minimum Required Action），能弥合当前与理想生态条件的差距。2009年国家火政策更新已允许火的多目标管理，但需通过跨部门协作、公众教育与政策工具优化扩大决策空间（Decision Space）。在气候变迁与火体制演变的背景下，荒野区火管理必须平衡生态恢复与人类安全，否则“非驯化”的火灾可能成为这些珍贵景观的真正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