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的治理与“漂绿”行为:国家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可持续金融成果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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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27日
来源: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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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BRICS国家1998-2022年数据,通过FMOLS和CCR模型探讨绿色金融(GFN)、国家ESG绩效(NESGP)与环境可持续性(ENSUS)的关系,发现GFN和NESGP均显著提升ENSUS,但NESGP负向调节GFN与ENSUS关联,揭示潜在漂绿行为,并通过DOLS和DK方法验证结果。
### 绿色金融、ESG表现与环境可持续性:基于BRICS国家的实证研究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根据联合国《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若全球升温超过1.5°C,将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粮食危机和海平面上升等不可逆后果。作为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集合,BRICS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贡献了全球近半数的碳排放和超过25%的GDP总量(Wei et al., 2024)。然而,这些国家在环境治理、社会公平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参差不齐,导致绿色金融(GFN)政策的效果差异显著。现有研究多聚焦企业层面,缺乏对国家级ESG表现(NESGP)与绿色金融如何协同影响环境可持续性(ENSUS)的系统性探讨。本研究通过整合面板数据与计量经济模型,填补了宏观层面理论框架的空白,为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提供了关键决策依据。
####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代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
1.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绿色金融通过引导资本流向低碳技术、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项目,促进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达成环境共识。例如,中国绿色债券市场通过专项基金支持光伏产业,2022年带动CO?排放强度下降12%(Chen et al., 2022)。
2. **代理理论视角**:企业作为资金使用方(代理人)可能存在短期利润导向与长期环境责任之间的冲突。研究表明,部分企业通过选择性披露ESG信息营造“漂绿”形象,导致实际减排效果低于预期(Berrone et al., 2017)。
基于上述理论,提出四项核心假设:
- **H1**:绿色金融指数(GFN)显著提升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NSUS),表现为降低单位GDP的CO?排放量。
- **H2**:国家级ESG表现(NESGP)通过优化政策环境与监管框架,增强环境可持续性。
- **H3**:绿色金融对ESG表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体现在降低融资成本、激励企业披露更多信息。
- **H4**:ESG表现对绿色金融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存在双重调节效应。当ESG标准较高时,可能因“过度合规”导致边际减排效益递减,或因“漂绿”行为削弱金融工具的实际效果。
####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特征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时间跨度:1998-2022年,覆盖两次重大经济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增强结果稳健性。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WDI)、全球ESG评级数据库(GRI 300标准)。
- 缺失值处理:采用均值填补法修正个别指标缺失,确保样本连续性。
2. **指数构建方法**:
- **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NSUS)**:综合CO?排放强度(人均GDP加权)和总量(吨位)两大维度,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降维处理,保留解释方差超过85%的第一主成分。
- **绿色金融指数(GFN)**:整合绿色信贷规模、绿色债券发行量、碳金融工具创新指数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采用PCA法提取核心指标。
- **国家级ESG绩效指数(NESGP)**:涵盖23项环境指标(如PM2.5浓度)、22项社会指标(如基尼系数)和18项治理指标(如反腐败成效),通过熵权法计算加权平均值。
3. **计量模型选择**:
- **FMOLS(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法)**:适用于非平稳面板数据,解决单位根问题并控制截面相关性和异方差性。
- **CCR(协整回归模型)**:验证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计算误差修正机制中的短期调整系数。
- **DOLS(动态普通最小二乘法)**与**DKse(Driscoll-Kraay标准误)**:用于稳健性检验,前者控制时间序列动态效应,后者解决异方差与序列相关。
#### 四、实证研究结果
1. **基础模型估计**:
- **GFN对ENSUS的影响**:1%的GFN增长可降低CO?排放强度0.72%,长期效应持续8-10年(表7)。例如,中国通过绿色信贷引导光伏产业投资,2020-2022年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18%。
- **NESGP对ENSUS的直接影响**:1%的NESGP提升可减少CO?排放强度0.19%,表明制度性环境监管(如碳排放交易体系)具有显著减排效果。
- **GFN对NESGP的促进效应**:1%的GFN增长可提升ESG评分0.34%,反映绿色金融工具在改善企业ESG表现中的桥梁作用。
2. **调节效应分析**:
- **负向调节机制**:当NESGP超过0.6阈值时,GFN减排效益下降40%-60%。例如,南非2020年ESG指数已达0.82(6.905满分),但新增绿色信贷中仅15%流向清洁能源项目。
- **正向调节机制**:在NESGP低于0.4时,GFN的减排效率提升2.3倍。这源于低ESG国家更依赖外部资金推动转型,如印度通过绿色债券融资建设首个零碳工业园。
3. **稳健性检验**:
- **DOLS检验**:在控制滞后变量后,GFN对CO?排放的长期弹性仍达-0.72(p<0.01)。
- **DKse标准误修正**:异方差调整后,NESGP的调节系数绝对值从0.071增至0.085,仍显著为负(表9)。
#### 五、机制解释与政策启示
1. **绿色金融的作用路径**:
- **资本导向效应**:绿色信贷优先支持高碳行业改造,如俄罗斯2021年通过碳金融工具补贴重工业脱硫项目,减少SO?排放23%。
- **信息中介效应**:ESG评级机构(如MSCI)将绿色债券纳入投资组合后,企业环保投入增加17%(Wong & Zhang, 2022)。
2. **ESG表现的调节机制**:
- **制度性约束**:巴西通过ESG立法要求国企披露供应链碳足迹,促使相关企业CO?强度下降9.8%(表7)。
- **漂绿风险**:中国部分上市公司ESG评分虚高5-8分(满分100),实际减排投入仅达报告值的30%(D. Zhang, 2023)。
3. **分国家政策建议**:
- **巴西**:建立绿色信贷与农业碳汇的联动机制,将咖啡种植园碳汇交易收益的20%反哺技术研发。
- **俄罗斯**:开发绿色技术出口信用保险,对参与北极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给予5-7年税收减免。
- **印度**:强制要求500强企业披露 Scope 3排放数据,并设立绿色转型基金(规模约100亿美元)。
- **中国**:推广第三方ESG认证机构,对通过国际认证的企业给予绿色债券贴息(利率下浮50BP)。
- **南非**:将绿色债券发行与电力零售价挂钩,每发行1亿兰特绿色债券,降低居民用电成本2%。
4. **国际合作建议**:
- 建立BRICS绿色金融标准互认机制,减少跨国企业重复披露成本。
- 设立区域性碳交易平台,允许成员国间进行碳信用额度和绿色技术的定向交易。
- 发起“南南气候合作基金”,按PPP模式撬动私人资本,重点支持非洲清洁能源项目。
#### 六、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1. **局限性**:
- 样本局限于BRICS国家,未覆盖高收入国家经验(如欧盟绿色新政的碳边境税设计)。
- ESG数据存在15%-20%的跨国差异,可能影响指数可比性。
2. **未来研究方向**:
- **微观机制探索**:分析500强企业ESG披露质量与融资成本的非线性关系。
- **技术路径细分**:区分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和生态修复三类绿色金融工具的差异化影响。
- **行为经济学验证**:通过实验经济学方法,测试不同ESG激励方案对企业管理层决策的影响。
#### 七、结论
本研究揭示:在BRICS国家,绿色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平均降幅达3.2%)、提升ESG评级(平均提高0.34分)和强化政策约束,形成“金融工具-企业行为-环境结果”的传导链条。然而,当ESG指数超过临界值(0.6)后,边际减排效益下降57%,且存在18%的漂绿风险。这要求各国建立“动态阈值调节”机制,对高ESG国家实施更严格的披露要求(如强制公开供应链碳足迹)。
研究证实,绿色金融与ESG表现存在“双向赋能”关系:一方面,GFN为ESG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如中国绿色信贷使高耗能企业ESG评分提升速度加快40%);另一方面,ESG框架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如披露违规成本提高3倍),促使企业将绿色金融资源用于实质性减排项目。这一发现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范式——通过制度性设计将绿色金融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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