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北部狩猎区功能面积与土地覆盖变化及其对野生动物栖息地可持续性的影响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Changes in functional area and land cover in hunting blocks in northern Tanzania

　　本研究针对坦桑尼亚北部狩猎区因人类活动加剧导致的栖息地退化问题，通过分析2013-2023年卫星影像数据，发现Game Controlled Areas（GCAs）和Open Areas（OAs）的功能面积分别减少22.4%和18.0%。研究揭示了土地覆盖变化对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性的负面影响，强调需结合区域规划与主动管理以维持 trophy hunting（TH）的可持续性。该成果为制定兼顾生态保护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策略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在坦桑尼亚北部广袤的土地上，野生动物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平衡始终是生态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trophy hunting（TH，战利品狩猎）作为该地区重要的野生动物利用方式，每年为坦桑尼亚带来2700万至3600万美元的收入，既支持了当地社区发展，也为保护工作提供了资金。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农业扩张，狩猎区内的栖息地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些区域不仅是狮子、大象等珍稀物种的栖息地，更是连接多个保护区的生态廊道，其生态完整性直接影响着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保护区内的生态变化，而对狩猎区这类兼具保护与利用功能的土地关注不足。特别是2014年至2018年间，由于多种因素，许多狩猎运营商放弃了特许经营权，导致部分狩猎区陷入管理真空状态。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土地覆盖和野生动物可用栖息地，成为亟待解答的科学问题。

为揭示这一复杂问题，Salum Ramadhani Kulunge等研究人员在《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上发表了一项深入研究。他们选取了坦桑尼亚北部15个狩猎区（包括10个Game Controlled Areas（GCAs，游戏控制区）和5个Open Areas（OAs，开放区）），利用2013年至2023年的多时相卫星影像，系统分析了功能面积（functional area，野生动物实际可用的栖息地）和土地覆盖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不仅挑战了“法律保护等同于有效保护”的常规认知，还为区域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团队采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他们从坦桑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获取狩猎区边界数据，并结合美国地质调查局的Landsat 8卫星影像（具有15米全色和30米多光谱空间分辨率）进行土地覆盖分类。通过监督分类技术将植被类型归纳为密集植被、混合植被、草地以及贫瘠/建筑或农田等类别。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各土地覆盖类型的面积比例，并通过50%的阈值判定显著变化。研究还通过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影像进行验证，确保分类准确性，整体分类精度超过80%，Kappa系数显示分类结果与实地数据高度一致。

功能面积变化（2013-2023）

研究发现，15个狩猎区中有11个出现了功能面积的显著下降。令人意外的是，受法律保护的GCAs狩猎区功能面积减少了约22.4%（从16452 km²降至12739 km²），平均每个区块损失369 km²。而保护较弱的OAs仅减少18.0%（从6249 km²降至5124 km²）。其中，Ruvu Masai和Handeni等GCAs狩猎区的损失比例甚至超过50%，表明法律保护本身不足以保证栖息地完整性。这些变化主要源于农业扩张、定居点建设和过度放牧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

土地覆盖变化分析

对三个典型狩猎区（Longido North GCA、Masai OA（East）和Irkishbor OA）的详细分析显示，土地覆盖变化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Longido North GCA的密集植被在十年间增加了76%，而草地从50%降至37%，建筑/农田面积从21%增至25%。这种变化可能与地形相关——山区限制了人类活动，促进了植被恢复，但同时也改变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结构。Masai OA（East）则呈现相反趋势，密集植被减少40%，建筑和农田面积增加46%，反映出低地地区更易受农业侵占的影响。

时段对比（2013-2019 vs. 2019-2023）

分段分析表明，尽管单个时段内土地覆盖变化未超过50%的阈值，但累积效应显著。例如，Longido North GCA的草地在2013-2019年从50%降至40%，2019-2023年进一步降至37%。Masai OA的混合植被在2013-2019年从43%降至33%，虽在后期略有恢复，但建筑用地稳定在16%，表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持续性。

研究结论强调，狩猎区的栖息地退化不仅与法律保护 status 有关，更取决于实际管理力度和当地社会经济压力。例如，拥有国际湿地公约（Ramsar）认定的Lake Natron GCA因持续的TH运营和社区参与，功能面积保持相对稳定。而管理缺位的GCAs（如Ruvu Masai）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地形因素也显著影响变化模式：山区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避难所，而低地及河岸区域更易受农业开发威胁。此外，毗邻严格保护区（如Mkungunero Game Reserve）的狩猎区（如Irkishbor OA）显示出更高的稳定性，说明保护区对周边区域具有缓冲作用。

这些发现对坦桑尼亚北部的保护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单纯依赖法律保护不足以保证栖息地质量，必须加强主动管理、监测和社区参与；其次，需要根据地形和人类活动压力制定差异化策略，例如在低地地区优先推行社区主导的土地管理；最后，维持狩猎区的生态功能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提供生态廊道和季节性栖息地方面。该研究为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可持续土地利用提供了科学基础，也为应对全球范围内类似区域的保护挑战提供了参考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