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边界下的发展挑战：拉丁美洲环境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Latin America in the Anthropocene: development under planetary constraints

　　本刊特别推荐环境经济学前沿研究，聚焦拉丁美洲在人类世（Anthropocene）下面临的三大核心问题：温度波动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机制、制度安排对环境治理的效能调节、以及大气污染规制工具的有效性评估。通过融合严谨的实证分析与地方情境洞察，系列研究揭示了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治理质量（governance quality）与社会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如何共同塑造环境政策成效，为应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生物多样性丧失（biodiversity loss）和污染（pollution）三重行星危机提供了关键政策启示。

　　

当人类活动成为塑造地球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力量，我们便进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新的地质时代。对自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却面临发展困境的拉丁美洲而言，这一时代变迁既带来机遇更伴随严峻挑战。该地区拥有全球40%以上的生物多样性（UNEP-WCMC, 2016），从亚马逊雨林、安第斯冰川到高产海洋生态系统，其自然资本构成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然而 deforestation（森林砍伐）、habitat conversion（栖息地转化）、biodiversity loss（生物多样性丧失）、water pollution（水污染）以及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等压力持续加剧——全球十大拥堵城市中四个位于拉丁美洲，IPCC更将该地区列为气候变化高脆弱区。这些环境退化现象正在产生显著的社会成本：热浪侵蚀劳动生产力，空气污染恶化健康结局，不仅造成短期福利损失，更可能强化 poverty traps（贫困陷阱）。

在此背景下，最新发表于《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特刊"人类世拉丁美洲发展挑战：环境经济学当前研究"通过九篇前沿研究，系统探讨了行星边界约束下拉丁美洲发展的环境经济学维度。研究团队由哥德堡大学Alejandro Lopez Feldman与蒙得维的亚大学Marcelo Caffera领衔，整合多国学者力量，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深入分析：温度变动的经济福利效应、制度与用户权利（user rights）对环境治理的塑造作用、以及大气环境污染规制工具的有效性评估。

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包括：基于墨西哥32州四十年面板数据的温度-经济增长关系评估（Arellano-Gonzalez and Juárez-Torres, 2026）；结合秘鲁全国家庭调查（ENAHO）与气象记录的劳动供给响应分析（Higa, 2026）；利用阿根廷8000万条地理标记推特（geo-tagged tweets）数据的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Aromi et al., 2026）；智利海洋资源项目中基于调查数据的参与决策研究（Albers et al., 2026）；环境监管机构对6670家受管制设施的监测执法模式剖析（Uribe and Chávez, 2026）；以及针对厄瓜多尔小规模金矿（small-scale gold mining）女性的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choice experiment）（Tobin et al., 2026）等。这些研究共同特点是注重因果识别（causal identification）与地方情境的有机结合。

温度波动的经济与福利影响

三篇研究从宏观、劳动市场和主观福祉三个层面揭示了温度变动的非线性影响。Arellano-Gonzalez和Juárez-Torres发现墨西哥经济增长与温度呈倒U型关系，20°C为拐点，高温对农业和制造业造成显著损失，且适应能力有限。Higa基于秘鲁数据证明气温超过27°C时周工作时间减少0.6小时（降幅1.5%），非正规就业（informal workers）群体更易受影响且无跨期替代补偿现象。Aromi等则通过社交媒体大数据（big data）分析发现阿根廷极端高温引发情感表达负面化（negative expressions）和攻击性语言（aggressive expressions）上升，凸显温度对社会情绪的深层影响。

制度、用户权利与治理

这一板块研究强调环境政策成效高度依赖制度现实。Albers等指出智利海洋资源项目参与度受用户权利（user-rights）制度与 disruption costs（中断成本）共同影响，集体权利安排因协调困难导致参与率较低。Uribe和Chávez揭示智利环境监管存在战略性靶向（strategically targeted）特征：监管资源向高风险行业（如采矿、农业）和违规历史企业倾斜，且罚款会产生同企业跨设施 spillover effects（溢出效应）。Tobin团队则发现厄瓜多尔小矿工对无汞技术（mercury-free processing plants）的采纳障碍主要来自 formalization requirements（形式化要求）、信任缺失等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本身。

大气环境污染规制

三篇论文从理论到实践评估了规制工具性能。Belfiori构建统一气候经济模型（climate-economy model），论证单一碳税（carbon tax）可通过内化碳捕获（carbon capture）价值实现市场效率，对拉丁美洲天然碳汇（carbon sinks）参与全球碳市场具有启示意义。Concha和Rivera实证检验智利南部木材燃烧禁令（wood-burning bans）效果，发现强制性的"紧急"预警（emergency warnings）使PM₁₀和PM_2.5分别下降23%和18%，而自愿性措施效果微弱。Gimenes和Fonseca通过 principal-agent model（委托-代理模型）模拟巴西亚马逊火灾规制，证明在执法能力弱时，命令控制型规制（command-and-control regulation）优于合同方式，仅在高制度能力地区市场工具才更有效。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环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方法创新与情境深化，揭示了拉丁美洲环境-发展互锁关系的三重特性：气候冲击通过生产力渠道加剧社会不平等；环境政策效能取决于制度能力与地方治理的适配性；规制工具选择需要与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动态协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凸显了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社会情绪（subjective well-being）等非传统维度在环境政策评估中的重要性，为理解"三重行星危机"（triple planetary crisis）的传导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这些发现对正处于后疫情时代（post-COVID-19）复苏关键期的拉丁美洲具有直接政策含义。正如编者在结论部分强调，该地区生态、制度和收入水平的多样性为理解环境政策提供了天然实验场（natural experiments），其经验教训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适价值。面对人类世的发展困境，唯有将科学证据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才能设计出既高效又公平（equitable）的环境政策方案，实现真正的可持续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