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卢萨卡宫颈癌筛查假阳性与诊断延迟的九年回顾：HIV感染状态与城乡差异的影响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False-Positive Screening, Over-Referral, and Length of time between Cervical Cancer Early Detection and Confirmed Diagnosis Over Nine Years in Lusaka, Zambia

　　本研究针对赞比亚宫颈癌筛查中假阳性率高、确诊延迟的问题，系统分析了2014-2022年卢萨卡省3,483例VIA筛查阳性女性的诊疗路径。结果显示假阳性率高达90%，HIV阳性女性确诊等待时间显著延长（农村146天 vs 城市69天），且HIV感染者宫颈病变风险增加63%。研究呼吁加强基层筛查能力建设并优化转诊流程，为资源有限地区癌症防控提供重要参考。

　　

在赞比亚这个宫颈癌发病率位居全球前三的国家，每年有大量女性被这种可预防的疾病夺去生命。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该国HIV感染率高达16%，而HIV阳性女性发生宫颈癌的风险是阴性女性的6倍。自2006年启动宫颈癌预防计划以来，赞比亚通过视觉醋酸染色检查(VIA)大幅提高了筛查可及性，但奇怪的是，晚期宫颈癌的诊断率依然居高不下。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系统性障碍？是筛查准确性不足，还是诊断流程存在瓶颈？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历时九年的回顾性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研究聚焦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省，追踪了2014-2022年间3,483名VIA筛查阳性女性的完整诊疗路径，首次全面揭示了从初筛到组织病理学确诊的全过程时间延迟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团队采用多源数据链接技术，将43个卫生部的筛查机构、大学教学医院(UTH)病理实验室和癌症疾病医院(CDH)的登记记录进行整合。通过姓名、年龄(±5岁宽容匹配)和转诊地区等变量进行数据对接，构建了完整的患者诊疗时间线。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HIV感染状态对宫颈病变确诊风险和时间延迟的影响，并严格控制了年龄、地区、城乡分化和VIA初诊类型等混杂因素。

描述性统计结果

研究人群平均筛查年龄为36±9.8岁，86%的转诊来自卢萨卡地区。最常见的VIA阳性类型是"阳性但不适合冷冻治疗"(56%)，16%的患者在初筛时被临床怀疑为浸润性宫颈癌(ICC)。令人震惊的是，45%的组织病理学结果最终为正常/良性(正常、宫颈炎、纳氏囊肿等)，另有35%的结果无法确定或不完整，表明数据质量存在挑战。

城乡等待时间差异

分析显示，农村地区女性的总体等待时间(111天)显著长于城市地区(72天)。分层分析发现，HIV阳性女性在城市的中位等待时间为69天，而HIV阴性女性仅为47天(p<0.05)。这一差距在农村地区更加明显，HIV阳性女性等待146天，HIV阴性女性等待39天，尽管后者因样本量小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但趋势一致。

地区特异性延迟模式

卢萨卡地区HIV阳性女性等待72天，阴性女性60天(p<0.05)；卡富埃地区相应为45天和20天(p=0.07)。其他地区因样本量小和数据波动较大，但仍呈现HIV阳性女性延迟更长的趋势，凸显了HIV感染状态与诊断延迟的密切关联。

HIV与宫颈病变风险

经过多因素调整后，HIV阳性女性发生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的风险增加63%(CI:1.16,2.29)。对于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调整后风险比为1.17(CI:0.89,1.53)，虽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但方向一致，可能与HSIL样本量较小有关。

假阳性率分布

总体假阳性率高达90%，各地区分布均匀(76.2%-90.6%)。值得注意的是，初筛医生自信判断为ICC的435例中，绝大多数最终为假阳性，提示临床判断与病理结果存在显著差距。

研究结论指出，赞比亚宫颈癌防控体系面临三重挑战：极高的假阳性率导致资源浪费，HIV阳性女性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确诊延迟严重，以及数据质量影响监测准确性。这些发现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筛查覆盖面扩大，晚期宫颈癌比例仍居高不下——许多女性在漫长的等待中可能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讨论部分将赞比亚情况与坦桑尼亚、乌干达等类似资源设置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假阳性率高企是VIA筛查方法的普遍局限性。研究建议三管齐下：引入HPV DNA检测提高筛查特异性，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减少过度转诊，以及建立区域病理中心缩短诊断延迟。特别强调应关注HIV阳性女性这一高危群体，通过整合HIV与宫颈癌防治服务，实现"双病共管"。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首次量化揭示了赞比亚宫颈癌诊疗路径中的具体瓶颈，为资源有限国家的癌症防控提供了实证依据。随着全球宫颈癌消除倡议的推进，此类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研究将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防控效率的关键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