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观认知下降和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中，冲动控制障碍的症状与β-淀粉样蛋白有关

《Psychogeriatrics》：Impulse Dyscontrol Symptoms Are Related to Amyloid Beta in Patients With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本研究探讨巴西SCD和MCI患者神经精神症状与AD脑脊液生物标志物（Aβ42、T-tau、P-tau）的关联，发现MBI-C量表C域（冲动控制）与Aβ42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0.006），提示早期AD病理可能通过淀粉样蛋白沉积影响冲动行为。

　　
该研究聚焦于阿尔茨海默病（AD）前驱阶段（包括主观认知下降，SCD，和轻度认知障碍，MCI）的神经精神症状（NPS）与AD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关联。研究团队通过横断面设计，对71名巴西SCD和MCI患者进行多维度评估，旨在揭示β-淀粉样蛋白（Aβ42）和tau蛋白（P-tau181、T-tau）等CSF生物标志物与神经精神症状谱系（如冲动控制、情绪调节等）的潜在联系。

研究显示，在SCD和MCI群体中，MBI-C量表的第C域（评估冲动控制症状）与CSF中Aβ42浓度呈现显著负相关（p=0.006）。这一发现支持了β-淀粉样蛋白病理过程与冲动行为异常之间的关联性。然而，tau蛋白相关指标（T-tau和P-tau）并未与任何神经精神症状域产生显著关联，可能与样本中患者疾病阶段较早（处于AD连续体的前驱阶段），tau蛋白病理尚未充分显现有关。

研究采用改良的SCD和MCI诊断标准，通过多模态认知评估（包括MoCA、RAVLT、TMT等）和标准化神经精神量表（BDI-II、BAI、MBI-C）进行分层筛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特别采用MBI-C量表替代传统NPI系列工具，因其专为前驱期AD患者设计，能更精准捕捉SCD和MCI阶段的微弱异常行为表现。MBI-C的5个症状域分别对应动机减退、情绪失调、冲动失控、社交不当和感知异常，其中冲动失控（C域）与Aβ42浓度呈现统计学显著关联，而其他症状域（A、B、D、E）均未发现与CSF生物标志物的相关性。

在方法学层面，研究通过虚拟招募平台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样本群体（年龄≥55岁，无现症痴呆，无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并通过严格的双盲医学评估和实验室检测排除干扰因素。CSF样本采用统一离心和保存流程（-80℃低温存储），通过Elecsys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检测Aβ42、T-tau和P-tau181水平，参考值范围分别为<1000pg/mL、<300pg/mL和<27pg/mL。统计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对性别和年龄进行协变量调整。

研究结果揭示了前驱期AD患者神经精神症状的独特模式：尽管总体MBI-C评分在SCD和MCI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906），但C域（冲动失控）在MCI组中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SCD组（3±3 vs 2±3，p=0.279）。值得注意的是，β-淀粉样蛋白浓度在SCD组（1056.15±313.53pg/mL）和MCI组（979.47±425.26pg/mL）间未达显著差异（p=0.531），但C域评分与Aβ42浓度呈现显著负相关（r=-0.366，p<0.01）。这种相关性可能反映β-淀粉样蛋白异常沉积对前额叶皮层功能（尤其是执行控制与冲动调节相关脑区）的早期影响。

文献对比显示，该发现与部分国际研究存在差异。例如，Johansson团队（2021）在Aβ阳性认知正常群体中发现MBI-C B域（情绪失调）与P-tau181呈正相关，而当前研究未观察到类似关联。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样本特征不同：当前研究聚焦于SCD和MCI患者，而前者多包含更高tau病理负荷的样本。此外，Gonzalez-Bautista等（2022）在社区研究中发现异常感知（E域）与血浆P-tau181上升速率显著相关，但本研究未检测血浆生物标志物，且E域在样本中未发现症状表达。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SCD组样本量较小（n=17），可能影响统计效力；其次，MBI-C自评版本存在信息偏差风险，因该量表原设计为家属报告型；再者，未纳入PET-Scan等影像学AD生物标志物，可能遗漏其他病理机制的交互作用。但研究成功填补了拉丁美洲地区SCD/MCI阶段神经精神症状与CSF生物标志物关联的空白，为后续纵向研究提供了样本基础。

研究进一步提出，冲动失控症状可能作为β-淀粉样蛋白病理的早期外显征兆，这呼应了AD病理的双通路假说（Aβ和tau通路并行发展），但当前证据不足以区分症状是Aβ沉积的独立后果，还是tau病理未充分发展的间接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同时排除了Fazekas量表≥2（提示神经退行性病变已形成）和MoCA评分<17（排除重度认知障碍）的受试者，确保样本处于AD前驱阶段。

在神经精神症状谱系分析中，研究观察到前驱期AD患者情绪失调（B域）和动机减退（A域）的共病率较高（分别达32.03%和11.69%），但未发现与生物标志物的关联。这一现象可能提示情绪症状在前驱期更多由非淀粉样蛋白病理（如血清素能系统异常或血管因素）驱动，而冲动控制症状更直接反映Aβ病理进程。这种症状谱的异质性为精准分层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冲动控制症状开发早期干预手段，可能比关注情绪症状更具生物学合理性。

研究建议未来方向包括：1）扩大SCD组样本量以增强统计效力；2）结合脑成像技术（如fMRI）定位Aβ42与冲动症状相关的脑网络；3）纳入血浆生物标志物（如Aβ42/40比值）进行多模态分析；4）建立基于MBI-C症状分型的纵向预测模型。此外，研究强调需进一步验证β-淀粉样蛋白浓度与冲动症状的因果关系，特别是排除共病抑郁/焦虑的干扰效应。

该研究为AD早期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若能在SCD阶段检测到Aβ42异常与冲动控制症状的关联，可能通过靶向干预（如抑制Aβ产生或促进清除）延缓疾病进展。这呼应了AD治疗窗口期理论，即前驱阶段生物标志物异常与神经精神症状的同步性，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潜在转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