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整合与教学实践如何塑造中国体育教育信息素养：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Model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ole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eaching practices,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本研究针对中国体育教育中信息素养培养的关键问题，以社会认知理论(SCT)和技术接受模型(TAM)为框架，通过对五省650名体育专业本科生开展横断面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发现：技术整合、教学实践、教育资源和课堂环境均能显著促进信息素养发展，其中自我效能感在教育资源、课堂环境与信息素养间起中介作用，而自我报告学业成绩则调节技术工具与教学技术对信息素养的影响。该研究为数字化时代体育教育信息素养培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浪潮中，体育教育作为融合身体实践与认知发展的特殊学科领域，正面临如何有效提升学生信息素养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教育大国，在推进"智慧教育"战略过程中，体育院校如何平衡传统运动技能训练与数字素养培养，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尽管技术整合已在众多学科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但体育教育中信息素养的培养机制仍存在研究空白，特别是缺乏对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深入探讨。

在这项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中，河南科技学院的张相乐和田红霞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通过整合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和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构建了一个综合理论框架，考察中国体育教育中信息素养的形成机制。研究团队从河南、河北、广东、江苏和四川五省选取650名体育专业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了技术整合、教学实践、教育资源、课堂环境与信息素养的复杂关系。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基于分层随机抽样法的多省份大样本数据收集，使用教师技术整合能力与使用量表(TTIBUS)、课堂环境量表(CES)等标准化测量工具，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变量间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和多重共线性问题。

研究结果揭示了多维度影响因素：

技术整合与教学实践的协同效应

研究发现技术整合对信息素养具有最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β=0.674, p<0.001)，表明数字工具在体育教育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获取、评估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教学实践同样表现出强劲影响力(β=0.532, p<0.003)，凸显了创新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信息处理技能中的重要性。

教育环境因素的基础性作用

教育资源和课堂环境分别以0.721和0.409的路径系数显著影响信息素养，说明充足的教学资源和良好的学习氛围是信息素养发展的基础条件。特别是课堂环境的支持性特征，能够为学生创造安全的信息探索空间。

心理机制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在教育资源与信息素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β=0.235, p<0.05)，表明资源投入需要通过提升学生的信心水平才能更有效转化为信息素养。这一发现印证了社会认知理论中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

学业表现的调节效应

自我报告学业成绩显著调节技术整合与信息素养的关系(β=0.381, p<0.01)，说明学术基础良好的学生更能从技术应用中获益。同时，学业成绩对教学实践与信息素养的调节作用(β=0.598, p<0.001)表明，经验丰富的教师更善于根据学生特点调整教学策略。

理论模型的验证与拓展

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整合框架的优越性，模型拟合指标达到良好水平(CFI=0.927, RMSEA=0.059)。技术整合不仅直接促进信息素养，还通过影响教学实践(β=0.674)、教育资源(β=0.721)和课堂环境(β=0.589)产生间接效应，体现了多层级影响机制。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强调，体育教育信息素养的培养需要采用系统性方法，统筹技术工具、教学方法、资源投入和环境建设。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提示教育者应重视学生的心理建设，而学业成绩的调节效应则要求关注个体差异化的教学支持。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拓展了社会认知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在体育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意义在于为中国特色体育教育数字化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建议体育院校应加强教师技术培训、确保资源公平分配、设计个性化干预方案，从而全面提升体育专业人才的信息素养水平，满足数字时代对复合型体育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