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HIV影响家庭中青少年的性风险行为：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与干预启示

《AIDS and Behavior》：Psycho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xual Risk Behaviour of Adolescents Living with and Affected by HIV Who Reside in HIV-Affected Homes in Uganda

　　为探究乌干达HIV影响家庭中青少年的性风险行为（SRB）影响因素，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通过结构化问卷对1437名10-19岁青少年（包括HIV感染者、未感染者和状态不明者）进行调查，采用因子分析和一般线性模型分析发现，女性、低龄、特定族群、单亲照顾、HIV心理社会关怀接受度、负向同伴影响、个人威胁、人际问题、心理社会困扰（如精神病性症状和违法行为）以及问题转移型应对方式显著增加SRB；而在校就读、宗教信仰、孤儿（尤其母亡）、双亲照顾、贫困、评判性HIV污名、抑郁、自控和社会支持则显著降低SRB。研究强调了家庭、学校和机构干预的必要性，为制定针对性预防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艾滋病（AIDS）依然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的今天，青少年群体，特别是那些生活在HIV影响家庭中的青少年，面临着独特的心理社会和性健康风险。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推广，儿童期感染HIV的个体存活至青春期和成年期的比例显著增加，与此同时，新的感染仍在青少年中发生。这导致了一个日益增长的青少年群体：他们要么自身是HIV感染者（ALHIV），要么受到家庭中HIV/AIDS的影响（例如，父母或照料者患病或因此去世）。这些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往往与贫困、污名、心理压力以及家庭功能失调等多种逆境交织在一起。然而，目前的研究对于这一特定群体——尤其是那些并未定期接受HIV或心理社会关怀的青少年——其复杂的心理社会体验与性风险行为（SRB）之间的关联，仍缺乏深入的理解。在乌干达这样的高HIV负担国家，这一知识缺口尤为突出。因此，厘清哪些因素会促使或抑制这些青少年的性风险行为，对于制定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由Stephen Kisembe Kiirya、Maretha Visser和Andries Masenge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乌干达的利拉（Lira）、鲁昆吉里（Rukungiri）和卡永加（Kayunga）地区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该研究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进行，旨在系统性地探讨影响HIV影响家庭中青少年性风险行为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团队采用了多阶段抽样方法，最终纳入了1437名10至19岁的青少年，其中包括289名HIV感染者、756名HIV未感染者以及392名不清楚自身HIV状态的青少年。数据收集通过纸质量表进行，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同伴影响、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压力源（如贫困、个人威胁、人际问题、HIV污名）、心理社会困扰（如内化症状如焦虑、抑郁，外化症状如攻击性、违法行为）、应对方式（如自我控制、社会支持、社交、转移）以及性风险行为（包括风险社交情境和风险性行为）。研究人员运用因子分析验证了量表的信效度，并采用一般线性模型（GLM）来检验不同心理社会因素对性风险行为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利用多阶段整群抽样从乌干达三个高HIV负担地区选取样本；使用经过文化适应和信效度验证的结构化问卷收集数据；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确保测量工具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运用一般线性模型（GLM）回归分析来识别性风险行为的显著心理社会预测因子，并控制协变量和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

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学特征

数据显示，参与研究的青少年以女性（54.1%）、10-14岁年龄组（56.4%）为主，多数在校就读（83.6%）。相当一部分（42.8%）经历过父母死亡（孤儿），其中父亲死亡更为常见。HIV感染者（ALHIV）得知自己 status 的年龄显著更小（平均9.1岁）。在家庭环境方面，大部分青少年与多人同住，家中常有病人，且照料者多为HIV阳性。与非感染者和 status 不明者相比，ALHIV在多种社区压力源、心理社会困扰和性风险行为上的得分均显著更高，表明他们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影响性风险行为的心理社会因素

通用线性模型回归分析揭示了复杂的因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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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性风险行为的因素：研究发现，女性、处于较年轻的青春期（10-14岁）、属于姆甘达（Muganda）或兰戈（Lango）族群、仅与一位照料者同住、接受HIV/心理社会关怀、易受负向同伴影响、经历个人威胁（如亲属重病/死亡）、人际问题、以及某些心理困扰（如精神病性症状、违法行为）和采用“转移”问题（如开玩笑、回避）的应对方式，会显著增加青少年的性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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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性风险行为的因素：相反，正在上学、有宗教信仰、经历孤儿（尤其是母亲去世）、与两位照料者同住、感知到贫困、经历评判性HIV污名、以及某些心理状态（如注意力不集中、抑郁）和积极的应对方式（如自我控制、获得社会支持）则与较低的性风险行为相关。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应对方式在心理社会因素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分析表明，采用“转移”型应对（如否认、淡化问题）倾向于加剧风险行为。而自我控制、寻求社会支持等积极的应对策略则显示出保护作用，尽管其在包含所有变量的完整模型中，某些保护效应的显著性会减弱，提示其他变量可能存在复杂交互。

讨论与结论

这项研究深入揭示了乌干达HIV影响家庭中青少年性风险行为背后错综复杂的心理社会机制。研究结果强调，青少年的性风险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个人属性（如HIV感染状态、性别、年龄）、家庭环境（如照料者情况、孤儿状态）、社区压力（如贫困、污名、人际冲突）、心理情绪状态（如各种内化和外化困扰）以及应对策略共同作用的产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接受HIV关怀与更高的性风险行为相关，这可能暗示当前的服务体系在满足青少年独特的心理社会和性健康需求方面存在不足，或者反映了关怀服务在改善健康后，青少年对未来生活（包括亲密关系）的期望和参与度提升所带来的新挑战。另一方面，传统的保护性因素，如在校教育和宗教信仰，在本研究中再次被证实能有效降低风险行为，突出了强化这些支持性环境的重要性。

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呼吁发展综合性的干预措施，不仅要关注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HIV治疗依从性，还必须将心理健康支持、生活技能培训（特别是应对技巧和性健康知识）、家庭功能强化以及减少污名和贫困等结构性干预整合起来。其次，干预需要针对不同亚组（如女性、年幼青少年、特定族群）的特定风险和心理社会特征进行定制。例如，对ALHIV的心理社会关怀应特别关注其情绪管理和风险感知能力。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横断面设计难以推断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倚，以及模型未能解释全部变异，提示尚有未测量的重要因素（如个体人格特质、更广泛的文化规范）未来需加探索。此外，研究样本仅限于HIV影响家庭，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广泛的青少年群体以进行对比。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乌干达HIV影响家庭中青少年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证据。它强调了采取多层次、多部门联合干预的紧迫性，需要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和社区组织共同努力，通过解决潜在的心理社会风险因素和强化保护性因素，来有效预防和减少这一脆弱群体的性风险行为，最终促进他们的全面健康与福祉。

（论文发表于《AIDS and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