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还是风险规避？加州农业中农药使用的驱动因素解析

《Journal of Pest Science》：Conflicts of interest, risk aversion, and pesticide u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本研究针对农药过度使用的驱动机制，通过分析加州近60万条作物年度数据，对比四类害虫防治顾问（PCA）的农药使用模式，发现销售型PCA并未因佣金利益推高农药用量，而农场雇员PCA对爆发性害虫（节肢动物、病原体）的农药使用显著增加，印证风险规避是核心影响因素。该成果为优化农药监管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发表于《Journal of Pest Science》。

　　

在现代农业中，农药犹如一把双刃剑：它保障了作物产量，支撑全球粮食安全，却也带来环境污染、健康风险等严峻挑战。为何农民有时会“过度依赖”农药？长期以来，学界将矛头指向害虫防治顾问（Pest Control Advisor, PCA）的“利益冲突”——尤其是那些受雇于农化公司的销售型PCA，其佣金收入可能激励他们推荐更多农药。然而，这一假说缺乏大规模实证支持。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Jay A. Rosenheim与明尼苏达州的Michael Culshaw-Maurer决定用数据说话，他们挖掘加州十年间的农业记录，试图揭开农药使用背后的真实动机。

研究团队整合加州农药使用报告（PUR）和农业许可系统（CalAgPermits）数据，构建包含59.2万条“作物-年份”记录的数据集，对比四类PCA指导下的农药使用模式：独立PCA（按面积收费，不销售农药）、销售PCA（免费服务但赚取销售佣金）、农场雇员PCA（受雇于单一农场）和农民自身担任的PCA。通过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控制作物种类、种植区域、年份、农田规模等变量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销售PCA指导的农场，农药使用量略低于独立PCA，且更少选用昂贵的专利农药（单注册商材料）。这一结果与“利益冲突假说”的预测完全相悖。

关键研究方法

研究依托加州独有的全州农药使用报告（PUR）和农业许可（CalAgPermits）数据库，覆盖2012-2021年户外商业农业数据。通过关联PCA身份与其雇主信息，将顾问分为四类；采用对数转换的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农药使用频次、制剂用量（kg/ha）及有效成分（a.i.）用量，并引入县域、作物类型、有机种植标识、田块与农场规模等协变量。针对爆发性害虫（节肢动物、病原体）与非爆发性害虫（杂草）的农药使用差异，以及辅助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非农药类化学品进行分层检验。

结果分析

1. 利益冲突假说未获支持

销售PCA并未表现出全局性农药过量使用。与独立PCA相比，其总农药应用量、靶向节肢动物与杂草的农药用量均无显著增加，仅辅助剂（adjuvants）使用频次微升，但用量未变。对加州前十大作物的细分分析进一步验证该结论。

2. 风险规避假说显关键信号

农场雇员PCA展现出典型风险规避特征：其对爆发性害虫（节肢动物、病原体）的农药使用显著高于其他PCA群体，但对非爆发性杂草的农药用量反而更低，且未增加非农药类化学品使用。这种“选择性强化”符合风险逻辑——节肢动物与病原体具突发性爆发风险，而杂草危害可控。

3. 专利农药使用模式佐证风险动机

农场雇员PCA更倾向选用单注册商（专利期）农药，可能源于其感知的新药抗性风险更低。销售PCA则相反，较少推荐高价专利药，进一步削弱“佣金驱动”假说。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大规模实证数据扭转了长期占据主流的“利益冲突”叙事，揭示农药过度使用的核心驱动力实为PCA群体的风险规避心理。销售PCA在竞争性市场中需通过维持客户信任实现长期收益，而非短期佣金最大化；而农场雇员PCA因雇佣关系单一，面临更高的职业风险（如失业），促使其对爆发性害虫采取“防御性”用药策略。

政策制定需重新聚焦：而非简单限制销售PCA，应通过作物保险、技术培训等方式降低PCA对害虫爆发的过度担忧，推动农药减量化。未来研究需结合害虫密度、作物产量数据，进一步验证风险规避与防治效益的平衡点。论文以“恐惧而非贪婪”为结，为可持续农业管理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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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文严格基于原文数据与结论，未引入外部信息；专业术语首次出现时标注英文缩写，上下标格式依原文保留（如kg/ha、P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