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到边缘: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去中心化历史重构(1908-1939)
《Medical History》:From the traditional account to an ‘off-centred history’ of the mental hygiene movement: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190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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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2月06日
来源:Medical Histor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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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本文批判性解构以克利福德·比尔斯为中心的经典叙事,通过跨国档案挖掘揭示20世纪上半叶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多元起源。研究突破"美国辐射"线性史观,呈现欧美拉三地如何在精神病学、优生学与社会改革交织中塑造本土化实践,为全球医学史提供"去中心化"方法论范式。
在20世纪精神病学史上,国际心理卫生运动(Mental Hygiene Movement)长期被简化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线性传播故事:耶才毕业生克利福德·比尔斯(Clifford W. Beers)根据自身住院经历撰写的《发现自我的心灵》(A Mind That Found Itself, 1908),催生了康涅狄格州心理卫生协会,进而通过其国际委员会将模式推广至全球。这种"英雄叙事"将比尔斯塑造为运动唯一创始人,却遮蔽了全球多地并行的改革实践。近年来,医学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单一起源论,但系统性的跨国比较研究仍显不足。
发表于《Medical History》的这项研究,通过挖掘欧美拉三地档案材料,首次构建了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去中心化历史"(off-centred history)。研究发现,1908-1939年间所谓的"国际传播",实为多中心碰撞与调适的复杂网络:法国精神病学家爱德华·图卢兹(Edouard Toulouse)领导的法国心理卫生联盟(Ligue fran?aise de prophylaxie et d'hygiène mentale, FLMH)早在1920年就创建了开放式精神病诊疗服务,其"生物政治"(biocratic)理念与美国模式存在本质差异;拉丁美洲更将心理卫生与优生学、移民管控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预防体系。这些地方性实践不仅挑战了比尔斯的核心地位,更揭示了"国际性"本身如何成为各方争夺的符号资本。
为重构这段历史,研究者采用多语种档案分析方法,重点考察了三种关键材料:美国耶鲁大学收藏的克利福德·比尔斯个人档案(Clifford Beers Papers)中的跨国往来信函;法国心理卫生联盟公报(Bulletin de la Ligue d'Hygiène Mentale)记录的会议争论;拉丁美洲早期心理卫生期刊如《巴西心理卫生档案》(Archivos Brasileiros de Higiene Mental)的专题论述。通过对比这些散落于三大洲的一手文献,研究突破了英语学界长期依赖的自我叙事史料,呈现出运动在制度设计、资金渠道(美国依赖私人捐赠vs法国依靠政府补贴)和理论焦点(临床治疗vs社会预防)上的根本差异。
主流史述将比尔斯1921年版自传新增的"心理卫生运动"章节、1935年查尔斯-温斯洛(Charles-Edward Amory Winslow)的颂文、乃至比尔斯遗嘱要求的续写传统,构建为自我合法化的叙事链条。然而研究指出,这种"传统视角"实为运动参与者的事后建构,其真正转折点是杰拉尔德·格罗布(Gerald Grob)1983年著作《精神疾病与美国社会》——首次将比尔斯与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学术同盟关系纳入分析,揭示美国本土运动实为精神病学专业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产物。
比尔斯最初设想成立"全国改善精神病人状况协会",但在迈耶建议下转向更模糊但更具扩张性的"心理卫生"概念。1909年成立的全国心理卫生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 NCMH)虽由比尔斯推动,但领导权迅速被医学专业人士掌控。1910年迈耶因与比尔斯的冲突退出委员会,继任者托马斯·萨尔蒙(Thomas Salmon)将工作重心转向统计研究与儿童指导诊所(Child Guidance Clinics),标志着运动从患者权益向专业化预防转型。1918年加拿大国家心理卫生委员会(Canadi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 CNCMH)的成立,常被表述为美国模式的延伸,但档案显示加拿大医生克拉伦斯·辛克斯(Clarence Meredith Hincks)主动吸纳而非被动接受美国经验。
1922年图卢兹筹办的"首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虽被美国施压去掉"国际"头衔,仍吸引24国代表,成为欧美领导权争夺的缩影。1923年比尔斯欧洲之行中,法国方面在索邦大学为其举办盛大欢迎会,实则借此推动"拉丁心理卫生联盟"计划,试图以"拉丁种族亲和性"构建区域网络。1927年欧洲组织委员会会议更暴露地缘矛盾:法国故意遗漏德国邀请,比尔斯以中立调解人身份补发请柬,这种微妙的权力平衡使美国反而成为欧洲内部冲突的仲裁者。
巴西心理卫生联盟(Liga Brasileira de Higiene Mental, LBHM)1923年成立后,迅速将优生学纳入章程,开展"反酒精周"等特色活动。阿根廷的争论更为激烈:维克多·德尔菲诺(Victor Delfino)主张效法法国模式,而阿图罗·阿梅吉诺(Arturo Ameghino)则反对"过度释放精神病患",强调移民筛查与社会预防。1930年美洲国家心理卫生会议(Conferencia Inter-Americana de Higiene Mental)的召开,表明拉美地区试图建立独立于欧美的话语体系。
1930年华盛顿首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的参会者国籍分布(北美占90%以上)与其"国际性"宣传形成反讽。后续发展更印证多中心趋势:欧洲尝试建立区域委员会因二战中断,而拉美在战后积极筹备泛美心理卫生大会。研究最终将运动起源前溯至1906年米兰第二届国际精神病人照护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 Care of the Insane),当时瑞士医生路德维希·弗兰克(Ludwig Frank)已提议建立国际精神疾病防治研究所,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代表均参与委员会——这表明心理卫生的跨国网络早在比尔斯之前已具雏形。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方法论上的突破:通过将"国际"视为一个开放且充满竞争的概念场域,而非预设的整合框架,揭示了心理卫生运动实为多地行动者在精神病学专业化、国家建设与全球化张力中不断协商的产物。对医学史研究者而言,这种去中心化视角不仅适用于心理卫生领域,更为理解其他跨国科学运动提供了批判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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