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合法性对公共品博弈中合作规范与惩罚行为的影响研究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 goods

　　本刊推荐：为解决产权合法性是否影响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规范这一难题，Kingsley与De Geest设计了包含30轮同伴惩罚机制的内点公共品实验。研究发现，当初始禀赋为随机分配时，高低禀赋参与者均遵循等比例贡献规范；而当禀赋通过真实努力任务获得时，高禀赋者会显著降低贡献比例且其偏离行为受到的惩罚更少，表明产权合法性改变了群体对公平规范的执行标准。

　　

在经济学实验中，一个反复被验证的现象是：当参与者对自己所支配的资源拥有合法产权时，其行为模式会发生显著改变。 dictator game（DG）和ultimatum game（UG）的研究表明，随机分配的“横财”往往会引发平均分配的倾向，而通过努力获得的资源则更易触发按劳分配的公平观念。然而，这种产权效应在public good game（PGG）中却始终缺乏有力证据。传统线性PGG存在一个关键局限：社会最优与纳什均衡均处于贡献空间的边界（全贡献或零贡献），这使得效率目标与任何承认产权合法性的分配规范必然产生冲突。

为突破这一局限，David C. Kingsley与Lawrence R. De Geest在《Journal of the 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发表的研究中，创新性地采用内点（interior）公共品设计。该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社会最优解并非唯一——只要群体总贡献达到100实验美元（EDs），任何贡献组合都能实现效率最大化。这为观察三种潜在规范（等额贡献、等比例贡献、等收益贡献）的竞争提供了可能，从而真正分离出产权合法性对规范选择的影响。

研究团队设计了Unearned（随机分配禀赋）和Earned（努力任务获得禀赋）两组实验，每组包含4人固定小组进行30轮带同伴惩罚的公共品博弈。高低禀赋者分别持有70ED与30ED。通过精细的惩罚数据分析和贡献模式追踪，他们发现：在Unearned条件下，高低禀赋者均稳定遵循等比例贡献规范（各贡献50%）；而在Earned条件下，低禀赋者仍坚守该规范，高禀赋者却显著降低贡献比例。进一步分析揭示，Earned组中对高禀赋者偏离等比例贡献的惩罚强度显著较弱，表明群体对“努力致富者”的违规行为更具容忍度。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采用Gill & Prowse（2019）滑块任务实现禀赋差异化分配；2）设计非线性收益函数（参数a=6, b=0.025）构建内点公共品博弈场景；3）实施30轮固定搭档的同伴惩罚机制（最高可施加10点惩罚，惩罚者成本1ED/点，被罚者成本3ED/点）；4）通过贡献偏差与惩罚强度的固定效应模型量化规范执行强度。

贡献行为分析

如表2所示，Earned组中高禀赋者平均贡献（30.29ED）显著低于等比例基准（35ED）（p=0.022），而低禀赋者在两组中均严格遵循15ED的贡献标准。图1面板B的时间序列清晰显示，Unearned组高禀赋者贡献始终围绕35ED波动，而Earned组持续低于该水平。

惩罚机制的作用

尽管整体惩罚量无组间差异（表3），但惩罚的针对性存在关键区别。如图2所示，当高禀赋者贡献低于30ED时，Unearned组会施加剧烈惩罚，而Earned组惩罚力度明显缓和。固定效应模型（表4）证实：Earned组中高禀赋者每偏离等比例贡献1ED，仅收到0.53ED惩罚，显著低于Unearned组的1.00ED（p<0.01）。

收益分配格局

如表5所示，两组总收益无显著差异，但Earned组中高禀赋者收益（109.46ED）与低禀赋者（87.60ED）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折射出产权合法性对分配公平观的深层影响。

本研究通过精巧的内点公共品设计，首次揭示出产权合法性在公共品博弈中具有与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相类似的行为调节作用。当禀赋来自努力时，群体对高禀赋者偏离等比例贡献的行为表现出系统性的宽容，这种“努力豁免效应”与Almas等人（2020）关于社会对努力型不平等更宽容的发现形成深刻呼应。该研究不仅为理解现实世界中不同来源的财富差异如何影响合作规范提供了实验支撑，更提示公共政策需注意：当不平等被视为“应得”时，仅靠道德呼吁难以触发对公平贡献的集体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