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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双相抑郁（BD）和单相抑郁（UD）常难以区分，易导致误诊误治。研究人员开展 “双相抑郁与单相抑郁：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差异” 研究，发现两者在多方面存在差异。这有助于准确诊断，为患者提供精准治疗。
在精神疾病的诊疗领域，抑郁障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双相抑郁（Bipolar Depression，BD）和单相抑郁（Unipolar Depression，UD）是两种常见的抑郁类型，它们都以抑郁症状为主要表现。然而，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准确区分 BD 和 UD 却并非易事。这两种抑郁的症状存在诸多重叠，依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DSM-5），两者在重度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上并无明确区分。这就导致大量 BD 患者被误诊为复发性 UD，研究显示超过 60% 的 BD 患者曾有过这样的误诊经历，平均误诊时长在 7.5 至 9.8 年。误诊不仅让患者承受不必要的治疗成本，还可能使病情恶化，增加患者经历躁狂发作和发展为快速循环型疾病的风险。因此，找到清晰、准确区分 BD 和 UD 的方法迫在眉睫。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来自埃及 Zagazig 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研究人员 Samar Abdelgayed Atwa、Mohammad Gamal Sehlo 等人开展了一项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Middle East Current Psychiatry》上。该研究旨在绘制一份清晰、精确、详细且简单的区分 BD 和 UD 的要点地图，为临床诊断提供有力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研究方法，选取了 178 名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89 名被诊断为 UD，89 名被诊断为 BD。诊断过程严格遵循 DSM-5 标准，并借助《DSM-5 障碍的结构化临床访谈（临床医生版本）》（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5 Disorders, Clinician Version，SCID-5-CV）进行确诊。对于 BD 的诊断，有躁狂发作病史是重要依据。研究人员收集了患者的社会人口学和临床数据，同时运用多种心理测评工具，如汉密尔顿抑郁评定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DRS）、双相抑郁评定量表混合子量表（Bipolar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mixed subscale，BDRS）、贝克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Test，MoCA）和 Sheehan 残疾量表（Sheehan Disability Scale，SDS）等，从多个维度对患者进行评估。
在社会人口学和临床数据方面，研究发现 BD 组中离婚患者、既往抑郁发作次数、既往躁狂发作次数、双相 I 型障碍家族史阳性以及住院率的频率显著高于 UD 组。而 UD 组中女性患者数量和单相抑郁的诱发因素明显增多。
在心理测评结果上，BD 组在 HDRS 量表中焦虑精神和激越的平均得分显著升高，UD 组则是焦虑躯体平均得分显著上升。BD 组 BDRS 混合子量表所有参数的严重程度和总分均显著增加。在贝克绝望量表和 MoCA 量表的总分上，两组未发现统计学差异。此外，BD 组在 SDS 量表中的社交生活平均得分和每周损失天数平均得分显著高于 UD 组。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研究人员还发现，无论是 UD 还是 BD 患者，发病年龄越早、存在诱发因素（压力），以及 BD 患者存在阳性家族史，这些因素都与更高的 HDRS 得分显著相关。
综合研究结果，BD 和 UD 在多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BD 组在离婚率、心境障碍家族史、既往抑郁发作、既往住院、焦虑精神激越、烦躁易怒、社交生活障碍以及每周损失天数等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而 UD 组在女性患者占比、诱发因素以及焦虑躯体症状等方面更为显著。这些差异为临床医生在诊断时提供了关键参考，有助于避免误诊，从而为患者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研究人员通过严格筛选符合条件的患者队列，运用多种专业测评工具收集数据，并借助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得出这些关键结论。此次研究首次在埃及从社会人口学和临床方面对 BD 和 UD 进行比较，且使用了有效可靠的心理测评工具，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样本量有待进一步扩大，且未对生物学和遗传学因素展开研究。未来，还需要更多研究利用生物学和遗传学参数对 BD 和 UD 进行更深入的区分，以不断完善抑郁障碍的诊疗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