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为形而上学辩护：一种康德取向的整脊哲学方法

　　本文深刻剖析了整脊哲学中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与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对立，创新性地引入康德(Immanuel Kant)的先验唯心论(transcritical idealism)框架，论证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在临床科学中的必要性，为统一整脊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哲学基石。

　　

Chiropractic Philosophy and German Idealism

整脊哲学通常与帕尔默父子（D. D. Palmer和B. J. Palmer）的著作及信仰体系紧密相关，但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更宏大的哲学传统。许多研究者未能充分认识到，D. D. Palmer的哲学是一种后理性、后传统的理解，它深刻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及精神的关系。这种哲学深受后康德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尤其是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思想的影响。谢林试图调和康德对知识的三重划分——科学、道德与美学，提出宇宙本身是所有知识的源泉，以一种自我创造和进化的方式存在。这一观点批判了启蒙时代机械论的宇宙观，强调理性必须由经验来验证。研究表明，谢林的哲学不仅是帕尔默思想的重要来源，更是塑造其世界观的文化力量之一。因此，理解整脊哲学必须超越其创始人们的思辨假设，深入其学术源流。

Ancient Metaphysics and the Kantian Revolution

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由亚里士多德奠定基础，其本意是探究存在本身及现实本质的学术 discipline。然而，到了近代，其名声因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人的经验主义批判而受损。休谟的怀疑论质疑了因果律的客观性，认为其只是心灵的习惯性联想，这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构成了严峻挑战。伊曼努尔·康德目睹了形而上学在他那个时代沦为武断的教条主义，同时也认识到休谟式的激进经验主义对理性事业的危害。康德认为，必须拯救形而上学，将其提升到科学的高度。他的方案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将研究的焦点从客体转向主体的认知结构。康德提出，人类心灵通过其固有的范畴（categories）来构建经验，所有关于现实的知识都必须经过心灵结构的过滤。因此，形而上学的新任务是探究认知的可能界限与条件。

Kant and the New Metaphysics

康德在其巨著《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试图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之间的深刻分歧。他同意经验主义的观点，即所有知识都始于经验，但他也强调并非所有知识都源自经验。康德提出了“先验唯心论”（transcendental idealism），区分了现象（phenomena）与物自体（noumena）。现象是呈现给我们的、经过心灵范畴加工的世界，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物自体是独立于我们感知之外的实在本身，是不可知的。康德论证说，诸如空间、时间和因果律等概念是心灵固有的先验（a priori）形式，是使经验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因此，科学知识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其有效性仅限于现象界。形而上学由此被重新定义为对认知前提的批判性考察，而非对超验实体的独断论宣称。

Toward a Kantian View of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康德的哲学对当代认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以有机体（organism）为例，阐述了“自然目的”（natural purposes）的概念。一个有机体，如一株植物，其各部分相互依存，为整体的生存而协同运作，展现出一种超越纯粹机械因果的“合目的性”（purposiveness）。这种目的性无法完全由自然机制解释，它暗示了自然中存在着某种类似于理性的设计。这为理解生命和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临床科学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将患者简化为一堆可测量的生理数据。患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holistic entity），其健康状态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含了一些无法被完全还原为物理化学定律的层面。康德的框架因而为整合科学的客观性与临床实践的人文关怀提供了哲学基础。

Applying Kant’s View to Chiropractic Epistemologies

将康德形而上学应用于整脊认识论，要求我们对临床研究设计和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EBP）中所隐含的假设采取一种元认知（metacognitive）的视角。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形而上学是科学与理性本身的基础和限制条件。实证主义（Positivism）研究依赖于可观察、可验证的数据，但其研究设计本身建立在“世界是可知的”、“因果关系存在”等形而上学预设之上。同样，理性主义（Rationalism）从第一原则进行演绎推理，也必须审视其原则本身的合理性与边界。在整脊领域，无论是坚持传统教条的“唯心”阵营，还是奉行科学主义的“唯物”阵营，都依赖于某些无法被其自身方法论所证明的形而上学观念。一种康德式的进路要求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些预设，从而避免陷入教条主义或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极端。

Conclusion

调和整脊哲学中认识论对立的路径，始于将一种严谨而 robust 的形而上学应用于整脊哲学与临床科学之中。形而上学并非无用的思辨，而是任何知识探究的必然基础。康德式的理想主义方案在当代整脊中的相关性在于，它与帕尔默的追求一脉相承：寻求一种能够调和患者（康德会强调其自身即为目的）与自然机制的健康模型与医疗模式。未来的整脊哲学发展，必须超越创始人最初的推测性假设，拥抱学术的严谨性。唯有如此，形而上学研究才能澄清恰当的研究范式，并建立起整脊实践的理性原则，最终推动整脊专业的哲学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