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役与退役军人听力损失、健康结局及健康行为差异对比研究

　　本刊推荐：为解决现役军人(ADSM)与退役军人健康差异认知不足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听力损失、健康结局及行为差异的主题研究。通过对760名ADSM和758名近期退役军人的对比分析，发现退役军人低频听力损失(OR:1.9)、躯体疾病(OR:2.2)及心理疾病(OR:1.8)发生率显著更高，且自评健康较差(OR:2.8)和吸烟(OR:1.7)比例更高。该研究揭示了军人退役过渡期面临的重大健康挑战，对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军事医学领域，现役军人与退役军人之间的健康差异一直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虽然已有不少研究关注退役军人相较于普通平民的健康状况，但对于刚刚脱下军装的退役军人与仍在服役的战友之间是否存在健康差距，以及这些差距究竟是从服役期间就已存在，还是退役后才逐渐显现，科学界掌握的数据却十分有限。每年约有20万军人退役回归 civilian life（平民生活），其中超过60%的 post-9/11（9/11事件后）退役军人表示适应过程充满挑战，涉及作息、家庭、收入以及文化环境的巨大转变。理解这一特殊 transition period（过渡期）的健康轨迹，对于及时干预、改善退役军人长期福祉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由美国海军医疗中心、VA（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康复听觉研究中心等多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在《Military Medicine》上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利用NOISE（服役人员噪声结局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对现役军人和近期退役军人的听力健康、躯体与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健康行为进行了系统性的对比分析。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主要数据来源于NOISE这一项 ongoing longitudinal epidemiologic study（持续进行的纵向流行病学研究）。该研究招募了 post-9/11 现役军人以及退役时间在2.5年内的退役军人。本研究共分析了1518名参与者的数据，其中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各760名和758名。为开展研究，他们主要运用了以下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规范的 audiological examinations（听力学检查）获取了参与者的纯音听阈，用以客观评估听力损失情况；其次，研究采用了多种经过验证的标准化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包括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人口学问卷）、Tinnitus Screener（耳鸣筛查问卷）、medical history questionnaire（医学史问卷）、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ESS)（埃普沃思嗜睡量表）、Primary Care PTSD Screen (PC-PTSD-5)（初级保健PTSD筛查量表）以及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医院焦虑抑郁量表），以此获取自评健康、躯体疾病、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吸烟、饮酒等健康行为信息；最后，研究运用了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在调整了年龄、性别、种族等多种混杂因素后，评估军事状态（现役 vs. 退役）与各项健康结局的 associations（关联性）。

研究结果

人口学分布

现役军人(ADSM)与退役军人的平均年龄相近（分别为34.1岁和34.3岁），平均服役年限也相似（分别为12.1年和11.9年）。两组人员在种族、民族、婚姻状况等分布上存在差异。退役军人群中男性比例更高(83.5% vs. 68.3%)，白人比例更高(78.5% vs. 64.6%)，但目前就业率较低(55.7% vs. 94.7%)，且完成大学教育的比例较低(26.9% vs. 47.1%)。在军种分布上，现役军人中空军比例最高(58.0%)，而退役军人中陆军比例最高(42.6%)。

健康条件与健康行为的分布

结果显示，退役军人自报健康状态为“较差/一般”的比例显著高于现役军人(22.6% vs. 7.4%)。在健康行为方面，退役军人中当前或既往吸烟者的比例更高(43.8% vs. 25.0%)，但当前饮酒的比例两组相近(45.6% vs. 42.0%)。根据ESS评分，两组存在 excessive sleepiness（过度嗜睡）需要寻求医疗建议的比例也相近（退役军人34.4% vs. 现役军人39.3%）。

在健康状况上，退役军人报告罹患至少一种躯体疾病(69% vs. 46.5%)和至少一种心理疾病(60.9% vs. 40.5%)的比例均远高于现役军人，其中报告有两种或以上躯体疾病(36.0% vs. 21.6%)和两种或以上心理疾病(37.3% vs. 22.1%)的比例更是明显更高。此外，退役军人的 tinnitus（耳鸣）患病率(58.0% vs. 37.8%)、low-frequency hearing loss（低频听力损失）(10.9% vs. 6.2%)和 high-frequency hearing loss（高频听力损失）(22.4% vs. 15.2%)也均高于现役军人。

多变量回归模型结果

在经过多变量调整后，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差异。与现役军人相比，退役军人自报健康较差/一般的 odds ratio (OR)（比值比）为2.8，有吸烟习惯的OR为1.7。退役军人报告至少存在一种躯体健康条件的OR为2.2，至少存在一种心理健康条件的OR为1.8。此外，退役军人患有耳鸣的OR为1.7，患有低频听力损失的OR为1.9。然而，在酒精使用障碍和基于ESS评估的睡眠障碍方面，两组之间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揭示了与现役军人相比，刚刚退役不久的军人面临着显著加重的健康负担。他们不仅更可能主观评价自身健康状态更差，而且客观上看，其躯体疾病、心理疾病、听力损失及耳鸣的患病率，以及吸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发生率都显著更高。这些发现具有多重重要意义。

首先，它强调了军人从服役到退役的 transition period（过渡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健康脆弱期。鉴于两组研究对象在年龄和累积服役年限上高度相似，观察到的健康差异不太可能仅归因于老龄化或服役时长，而更可能与退役这一生活重大转变所带来的压力、环境变化、医疗保健系统的转换（从军事医疗系统转向VA或平民医疗系统）以及可能存在的“健康工作者效应”（即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体更可能留在军中）有关。

其次，研究结果对 military health system（军事卫生系统）和 veterans' health administration（退役军人健康管理机构）具有直接的 policy implications（政策启示）。它表明，需要针对即将退役和刚刚退役的军人群体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和支持体系。例如，加强退役前的健康筛查、提供过渡期的健康管理指导、确保医疗服务的无缝衔接，以及针对听力保护、戒烟、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开展健康促进项目，可能有助于 mitigate（减轻）退役带来的负面健康影响，改善退役军人的长期生活质量和功能状态。

最后，该研究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作者在讨论中特别指出了“健康工作者偏倚”可能对研究军事暴露与健康结局关系产生的影响，建议未来研究应谨慎选择对照群体，或采用 longitudinal design（纵向设计）跟踪随访现役军人直至其退役，以更准确地揭示军事暴露的真实健康效应。

总之，这项研究填补了现役与近期退役军人健康差异研究的知识空白，其结论呼吁各方关注军人退役过渡期的健康挑战，并为开发有效的、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最终目标是更好地保障那些为国家服务过的男男女女的健康与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