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知识促进大型古树保护：来自中国生物文化多样性最丰富地区的案例研究

　　本文系统研究了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大型古树的物种多样性、传统知识与保护机制，通过民族植物学方法（自由列举法、半结构化访谈等）记录75种古树及其文化生态价值，发现95%的树种具有食用、药用、材用、观赏及文化功能，证实传统知识（如禁忌、村规民约）与少数民族文化对古树保护具有关键作用，为文化-生态协同保护（Biocultural Conservation）提供了本土化实践范式。

　　

1 引言

大型古树作为人类聚居地的重要生态实体，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为人类提供社会文化效益。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及干扰机制加剧，对古树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尽管部分研究提出将社会文化价值纳入保护体系，但针对古树生物性与文化性协同保护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古树资源的国家，现存超过500万株大型古树分布于宗教、历史和文化遗址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北部，是中国生物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其传统知识与文化实践为古树保护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25°33′–28°23′?N, 98°09′–99°39′?E），地处高山峡谷地带，海拔范围739–5167米，涵盖泸水市、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该区域隶属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森林覆盖率约73%，以冷杉（Abies fabri）、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等为优势种，同时分布有云南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 var. chinensis）、秃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等珍稀树种。

2.2 田野调查与数据收集

研究于2019年8月至2021年5月期间开展，覆盖4个县89个村庄，采用民族植物学方法（自由列举法、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调查）系统收集古树相关传统知识。受访者包括村寨长者、村干部、古树所有者等关键信息提供者，共访谈209人，涵盖傈僳族（117人）、汉族（17人）、怒族（19人）等族群。古树年龄通过访谈估算、文献追踪及年轮-直径回归分析确定，物种鉴定依据《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权威资料，凭证标本存于中央民族大学植物标本馆。

2.3 定量分析

研究量化4个环境变量（海拔、距县城距离、人口密度、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和3个响应变量（古树密度、物种多样性、文化性树种比例），通过广义加性模型（GAM）分析其关联性。使用ArcGIS 10.4.1制图，Origin 2018绘图，R 4.1.2的“mgcv”包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物种组成与分布

共记录75种大型古树（496株），其中泸水市34种、贡山县与兰坪县各23种、福贡县15种。落叶阔叶树种（37种）和常绿阔叶树种（28种）占主导，针叶树种较少（常绿8种，落叶2种）。优势科为壳斗科（Fagaceae，12种）、桑科（Moraceae，6种）、豆科（Fabaceae，5种）等。主要优势种包括 Juglans regia（204株）、Ficus virens（56株）、Taiwania cryptomerioides（19株）等。古树分布海拔范围为859–2849米，集中分布于1000–2500米区间。阔叶树种（如 Mangifera indica、Bombax ceiba）多分布于低海拔地区，而针叶树种（如 Pinus armandii、Abies delavayi）常见于高海拔区域。9种古树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包括 Terminalia myriocarpa、Davidia involucrata var. vilmoriniana 等濒危物种。

3.2 传统知识体系

95%的古树（71种）具有多种用途价值，其中文化价值最为普遍（66种），其次为材用（52种）、观赏（25种）、药用（24种）和食用（20种）。4种树种（Mangifera indica、Albizia julibrissin、Bombax ceiba、Firmiana simplex）兼具全部5类价值。食用部位以果实（10种）、种子（5种）为主，药用部位以茎（14种）、果实（7种）、根（6种）常见。例如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果实可食用，Engelhardia spicata var. colebrookeana 树皮可消炎祛风，Osmanthus fragrans 花果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

3.3 影响因素分析

广义加性模型表明：低海拔、高人口密度乡镇的古树密度更高；中等距离对物种密度与多样性呈负效应；中等人口密度区域物种多样性较低。文化性树种比例随汉族人口比例增加而下降，证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古树保护具有促进作用。

3.4 文化树种与管理实践

文化性古树分为风水树（Fengshui tree）、崇拜树（Worship tree）和地标树（Landmark tree）三类，多分布于村寨、民居、墓地周边。保护措施包括禁忌（如悬挂红布条标识）、村规民约（Cuiguiminyue）和习惯法。例如傈僳族将特定树种视为祖先化身，禁止砍伐；墓地树木仅允许在家族成员去世时修剪。这些实践通过口头禁忌、社会排斥和传统惩罚机制维系。

4 讨论

4.1 全球背景下的保护意义

本研究与全球多案例结论一致：人类文化活动是古树保存的重要驱动因素。埃塞俄比亚教堂圣林、中国西藏神山体系均显示，宗教文化与禁忌实践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作用。怒江案例进一步证明，少数民族传统信仰（如自然崇拜、祖先祭祀）通过非政策驱动方式有效维护了古树生存环境。

4.2 保护机制多层次融合

古树保护机制涵盖国家法律法规（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区域政策（古树复壮与挂牌）和文化实践（禁忌、习惯法）三个层面。文化保护措施尤其关键，例如傈僳族“圣山”概念赋予树木神圣性，限制人类活动干扰；植物命名文化（如“豆腐渣树”反映材质特性）蕴含生态认知，促进物种可持续利用。

4.3 保护挑战与未来方向

古树面临气候变化、人口外流、传统文化衰微等多重威胁。需结合现代科技（GIS动态监测、雷电防护技术）与传统知识，建立社区参与式管理机制。建议将传统知识纳入保护政策设计，加强本土语言中植物命名文化的记录与传承，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古树信息实时更新与公众教育。

5 结论

怒江地区大型古树资源与传统知识体系高度融合，传统文化实践（禁忌、村规民约等）通过非制度性约束有效促进了古树保护。研究验证了文化-生态协同保护（Biocultural Conservation）范式的可行性，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古树管理提供了本土化解决方案。未来需深化传统知识与现代保护的整合，建立多尺度、多主体的长效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