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寻求流产女性未避孕原因分析：低生育意识与既往避孕行为的关键作用及服务优化启示

　　本研究针对瑞典避孕服务完善但未满足需求仍高的矛盾现象，聚焦流产女性群体，系统分析了非避孕行为动因。研究发现，低生育意识（LFA）是首要原因（37%），且与既往一年未避孕及无流产史显著相关。研究揭示了知识认知偏差对避孕连续性的严重影响，为优化以即时启动和持续使用为导向的避孕咨询服务模式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

　　

在瑞典这样一个以其高度发达、免费或补贴且易于获取的避孕服务模式而闻名的国家，一个令人困惑的公共卫生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女性仍然面临着未满足的避孕需求，并最终因意外妊娠而寻求流产。尽管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明确承诺，瑞典的流产率在 Nordic 国家中仍居高位，2021年达到每千名育龄妇女18例。这背后是一个复杂的谜题：为什么在拥有如此优越避孕条件的环境下，女性仍然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发生可能导致怀孕的性行为？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寻求流产的女性群体，旨在深入探究她们在受孕时刻未使用避孕措施的具体原因，并特别关注一个潜在的关键因素——对自身怀孕可能性的无意识状态，即低生育意识（Low Fertility Awareness, LFA）。这项研究基于一个更大的多中心横断面调查展开，该调查旨在了解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流产和避孕药具使用情况。

研究人员于2021年1月至6月期间，在瑞典七个覆盖城乡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计划生育诊所，对623名寻求人工流产的女性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问卷涵盖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妊娠史、流产史、避孕使用情况以及获取咨询的途径等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询问她们在受孕时未使用避孕措施的原因，并提供16个预选项和一个开放答案选项。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其中387名报告当时未使用避孕措施的女性。通过对收集数据的双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研究团队试图找出与低生育意识相关的因素。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横断面调查的设计方法，使用经过修订的匿名自填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关键分析技术包括：使用 Pearson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进行分类变量的关联性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连续变量；通过计算比值比（OR）和95%置信区间（CI）来衡量关联强度；并构建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以识别低生育意识的独立预测因素。所有统计分析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版本 29 完成。

研究结果

避孕方法的使用情况

数据分析揭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避孕使用的连续性存在巨大缺口。在受孕时，高达43%的受访者没有使用任何避孕方法。相比之下，在过去的12个月中，仍有25.7%的女性从未使用过任何方法。各种方法的使用率在受孕时与过去一年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避孕套在受孕时的使用率为19.9%，而在过去一年中为36.6%；口服避孕药的比例从31.5%下降到13.8%；而安全期法和应用程序（如 Natural Cycles）的使用也有所减少。这明确表明，许多女性并非始终不避孕，而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出现了避孕行为的中断或缺失。

未使用避孕的原因

在387名未使用避孕的女性中，低生育意识（LFA）——即“不知道那个时候能怀孕”——是最常被报告的原因，共有142名（37%）女性选择了此项。其次是“以前使用避孕药具时有过不良体验”（n=118）。此外，有76名（19.6%）女性在开放评论中补充了原因，通常涉及对激素类避孕药的抗拒、获取新避孕措施的延误以及对副作用的担忧。

低生育意识（LFA）相关因素的特征比较

研究将142名因LFA而未避孕的女性与其余所有女性（n=481）进行了特征对比。分析发现，LFA组与其余组在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出生国、教育水平、恋爱状况、子女人数）或生活方式（如烟草使用）方面均无显著差异。然而，LFA在两个群体特征上表现出显著关联：一是避孕历史，LFA在既往12个月内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的女性中更为常见；二是流产史，LFA在之前没有流产史的女性中更常见。此外，LFA在就业女性中的比例相对较低。

低生育意识（LFA）的独立关联因素

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发现。结果表明，既往12个月内未使用避孕方法是预测LFA的最强因素（OR=2.912, CI: 1.844-4.601）。换言之，过去一年未避孕的女性，其受孕时因认为不会怀孕而不采取措施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近三倍。相反，既往有过流产史则是一个保护性因素（OR=0.617, CI: 0.398-0.958），即有过流产经历的女性出现LFA的可能性更低。就业状态在调整其他因素后不再显著。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寻求流产的瑞典女性中，低生育意识（LFA）是导致受孕时未使用避孕措施的一个普遍且重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LFA并非如通常假设的那样与社会经济地位或教育水平低下直接相关，因为这批女性在这些方面与其他人并无差异。其核心关联在于个体的行为经验和认知：那些近期没有避孕习惯的女性，以及那些缺乏意外妊娠直接后果（流产）体验的女性，更容易低估其怀孕风险。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即使在瑞典这样避孕服务高度可及的环境中，仅仅提供免费的服务和咨询是不够的。知识和认知上的差距，特别是对自身生育能力和受孕风险的错误理解，会显著影响避孕行为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强调，避孕咨询服务需要超越传统的知识普及和方法提供，转向一种更注重“行为促成”的模式。这包括：确保咨询能够转化为避孕措施的即时启动和切实采用（verified uptake）；提供持续的支持以保障长期、正确的使用（sustained use）；以及在关键节点（如流产后、产后）进行及时干预，利用个体的经验来强化风险意识。

此外，研究观察到避孕套、口服药和体外射精等短效方法占主导地位，而长效可逆避孕（LARC）方法的使用率相对较低，这提示需要关注方法使用的有效性和转换问题。教育应侧重于这些短效方法的正确使用、备用策略以及向更有效方法的过渡。

总之，这项研究揭示了在高效避孕系统内部存在的认知与行为断层。它指出，未来政策和服务优化的双重优先任务应是：第一，通过教育（包括男性参与）加强生育意识，弥补知识认知偏差；第二，通过改进服务递送模式（如提供快速接入LARC的途径、提供积极的后续支持等）来弥合避孕使用中的连续性和依从性差距，确保避孕保护不会因生活事件或方法问题而出现中断。这些见解不仅适用于瑞典，也为其他致力于降低意外妊娠率和改善生殖健康结局的国家提供了 valuable 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