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的内在路径：越南高等教育中自我接纳、批判性思维与斯多葛主义的机制研究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在过渡期面临的心理压力问题，聚焦主观幸福感（SWB）的内在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自我接纳、斯多葛主义（Stoicism）及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自我接纳不仅直接正向影响SWB，斯多葛主义还发挥中介作用，而批判性思维显著调节自我接纳与SWB及斯多葛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为设计学生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在当今经济持续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与日常生活中的满足感及幸福感。这种社会意识的转变标志着人们从单纯追求生存转向渴望有意义的、注重个体独立发展的生活。尤其对于正处于青春期向成年期关键过渡阶段的大学生而言，他们面临学业压力、兼职工作平衡、新社交关系建立以及环境适应等多重挑战，这一时期容易产生各种心理压力，因此维护和提升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研究多关注外部社会因素和工作对SWB的影响，而对个体内在心理因素如何影响自身SWB的探讨相对不足。尽管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帮助个体调节情绪、减轻心理压力，但它在多数研究中常被作为中介变量，而非初始驱动因素。此外，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斯多葛主义（Stoicism）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显现其价值，它强调通过理性控制情绪、接受现实并专注于可控因素，以此达到内心的平静与幸福。同时，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作为高阶认知过程，能够帮助个体多角度分析问题、理性评估情境，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压力与挑战。目前，将这三者整合并探讨其在SWB形成中的机制的研究尚显缺乏，尤其是在越南高等教育背景下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胡志明市开放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旨在探索自我接纳、斯多葛主义及批判性思维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特别关注斯多葛主义的中介作用以及批判性思维的调节效应。该研究基于存在主义理论（Existential Theory）和存在主义积极心理学（Existential Positive Psychology, EPP或PP2.0）的理论框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Acta Histochemica》上。

为开展本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关键的技术方法。首先，通过便利抽样法（Convenience Sampling）从越南胡志明市多所高校招募729名大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并在心理健康技能研讨会后通过在线问卷收集数据。其次，研究使用经过翻译和文化调适的越南语版量表进行测量，包括Pathak-Wieten斯多葛主义量表、Diener等人开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Chamberlain和Haaga的自我接纳量表以及Sosu的批判性思维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5点李克特尺度。数据分析阶段，应用SmartPLS 4软件进行PLS-SEM分析，通过测量模型评估（包括收敛效度、判别效度及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模型评估（包括Bootstrapping法检验路径系数显著性及模型预测能力），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4.1. 数据效度评估

研究人员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了评估，以确保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所有观测变量的外部负载（λ）均大于0.7，表明各变量与潜在变量间具有强关联。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均高于0.7，说明量表具有优异的内部一致性。平均变异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值均大于0.5，证实了量表的收敛效度。此外，通过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评估判别效度，所有值均低于0.85的阈值，表明各构念之间具有足够的区分度。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检验显示所有内部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低于3，说明数据未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显著影响。

4.2. 结构模型评估

在结构模型评估中，研究人员通过5000次Bootstrapping抽样检验了研究假设的显著性。结果表明，自我接纳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正向影响（β=0.429, p<0.001）显著，支持了假设H1。斯多葛主义在自我接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虽然系数较小（β=0.035, p=0.052），但其90%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证实了其统计显著性，假设H2成立。批判性思维对自我接纳与斯多葛主义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β=0.099, p=0.018）以及对自我接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β=0.095, p=0.003）均显著，支持了假设H3和H4。模型的解释力（R2）和预测力（Q2）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和预测准确性。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自我接纳作为初始心理因素，对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且重要的驱动作用。它不仅帮助个体减少与自我形象相关的负面情绪，增强心理稳定性，还通过促进对自身优点和缺点的现实评估，培养更积极的生活态度。斯多葛主义作为中介变量，体现为一种情感调节机制，帮助学生在面对压力和逆境时保持冷静和理性，将自我接纳转化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尽管其中介效应较小，但符合社会心理学中间接效应分散于多个变量的特点，具有理论意义。批判性思维的调节作用凸显了其作为“认知过滤器”的重要性，它使学生能够多角度分析问题，识别并调整影响心理状态的负面因素，从而优化自我接纳和斯多葛主义的实践效果。

讨论部分进一步指出，本研究通过整合自我接纳、斯多葛主义和批判性思维，为理解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形成机制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基于存在主义理论和PP2.0框架，研究不仅深化了对SWB影响因素的认识，还为设计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方案提供了实证依据。例如，教育工作者和心理辅导者可以通过培养学生自我接纳的态度、推广斯多葛主义的情感调节策略以及加强批判性思维训练，有效提升其心理适应能力和整体幸福感。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横断面设计难以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或干预实验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样本仅来自越南胡志明市，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后续研究可扩展至其他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人群。此外，斯多葛主义的中介效应较小，表明可能存在其他未考察的中介变量，未来可纳入情绪智力、社会支持等因素以完善模型。

总之，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自我接纳、斯多葛主义和批判性思维在促进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中的协同作用，不仅丰富了积极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理论的应用实践，也为高等教育中的心理健康促进提供了有价值的策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