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测量皮肤-会厌距离预测困难喉镜：一项观察性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超声测量皮肤-会厌距离（CED）对预测直接喉镜下Cormack-Lehane分级3-4级困难喉镜的临床价值。通过对100例择期手术患者的前瞻性观察，研究发现CED与BMI呈正相关，且ROC曲线下面积达0.899（p<0.001），最佳截断值为25.6mm。多因素分析显示CED每增加1mm，困难喉镜发生风险增加81%（OR=1.81）。该无创测量技术为术前困难气道评估提供了新的量化指标，对改善麻醉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麻醉实践中，困难气道始终是悬在外科医生和麻醉医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据统计，每1000例择期手术中就可能发生1例"无法插管、无法通气"的危急情况，而在快速序贯插管中这一风险更是高达1/250。这种可能致命的并发症使得术前气道评估成为麻醉管理中的关键环节。

传统的床边测试方法如Mallampati分级、甲颏距离、颈围测量等虽广泛应用于临床，但其预测价值有限——单独使用时阳性预测值仅8%-20%。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没有明显风险因素的患者，这些传统方法往往难以提前识别潜在的困难气道。而目前公认的Cormack-Lehane喉镜视野分级标准，只有在直接喉镜检查时才能确定，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评估方式显然无法满足临床预防需求。

随着超声技术在麻醉学和急诊医学领域的快速普及，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无创、安全的评估工具。既往研究表明，困难气道病例往往伴随着更长的超声测量皮肤-会厌距离（Cutaneous-Epiglottic Distance, CED），但由于缺乏技术标准化和样本量不足，其最佳截断值和临床应用价值一直存在争议。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巴西Botucatu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这项创新性研究。

研究人员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设计，纳入了100名18-70岁接受择期手术并需气管插管的患者。排除标准包括BMI>35 kg/m²和有困难插管史者。所有CED测量均在全身麻醉诱导后、气管插管前完成，使用6-13 MHz高频线性超声探头在甲状腺软骨区域横轴位测量皮肤到会厌的距离。会厌在超声下表现为中线处的低回声半曲线状结构，其前界为高回声的会厌前间隙，后界为明亮的空气-黏膜界面。

测量技术关键点包括：患者取"嗅物位"，超声探头施加最小压力，平均测量时间180秒。全身麻醉采用咪达唑仑、芬太尼或瑞芬太尼、丙泊酚和罗库溴铵标准化方案。直接喉镜检查由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使用Macintosh喉镜片进行，严格按照Cormack-Lehane分级标准评估：1级可见全部声门；2级可见部分声门和/或杓状软骨；3级仅见会厌；4级既不见声门也不见会厌。

研究结果揭示重要规律

人口统计学数据呈现研究全貌

研究纳入的100例患者平均年龄47.6±14.2岁，男性占54%，平均BMI为26.4±3.7 kg/m²。其中24例患者被判定为Cormack-Lehane 3-4级困难喉镜。86%的患者在第一次插管尝试中成功，所有患者最终都通过直接喉镜完成气管插管。

CED与喉镜视野分级显著相关

数据显示，Cormack-Lehane 3-4级患者的CED值显著高于1-2级患者。唯一一例需要第四次插管尝试的患者是68岁女性，BMI为22.3 kg/m²，CED测量值26.9mm，Cormack-Lehane分级为4级，这一病例进一步印证了CED与困难喉镜的关联性。

ROC曲线验证预测效能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CED预测Cormack-Lehane 3-4级的曲线下面积高达0.899（p<0.001）。通过Youden指数确定的最佳截断值为25.6mm，对应76%的准确率，即每100例患者中，CED能正确识别76例困难喉镜患者，假阳性率仅为10%。

BMI与CED存在协同效应

研究发现CED与BMI呈正相关，且这种相关性不受性别影响。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CED每增加1mm，困难喉镜的风险增加81%（OR=1.81，95%CI 1.35-2.41）；BMI每增加1 kg/m²，风险增加30%（OR=1.30，95%CI 1.05-1.59）。两者对困难喉镜的风险增加具有独立效应。

讨论与结论指明临床方向

本研究证实了超声测量CED在预测困难喉镜方面的卓越价值，其0.899的AUC-ROC表明具有出色的区分能力。这一发现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但本研究进一步量化了风险增加幅度：CED每增加1mm，困难喉镜风险增加近80%。

值得注意的是，25.6mm的最佳截断值与Falcetta等研究者提出的25.4mm高度接近，这增强了该临界值的可靠性。从临床实用角度，采用此截断值可获得74%的阳性预测值和91%的阴性预测值。这意味着CED测量值低于25.6mm的患者，有91%的可能性不会出现困难喉镜，这一信息对临床决策极具价值。

研究还揭示了CED与BMI的正相关关系，这与生理学预期一致——脂肪组织在颌下和颈部区域的均匀分布增加了皮肤到会厌的距离。但重要的是，即使排除BMI的影响，CED本身仍然是困难喉镜的独立预测因子。

然而，研究者也客观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单中心设计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排除了已知困难气道标志物患者，可能低估了CED的预测价值；测量在麻醉诱导后进行的，与术前评估存在差异。此外，随着视频喉镜的普及，传统直接喉镜的困难预测指标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尽管如此，超声测量CED技术因其简单、可重复、无创的特点，以及快速学习曲线和良好判别能力，显示出融入日常临床实践的巨大潜力。研究者建议，将CED纳入机构协议需要科学传播和适当的临床医师培训，而点-of-care超声在麻醉学的普及为这一技术的推广提供了良好基础。

该研究发表在《Brazilian Journal of Anesthesiology》杂志，为困难气道评估提供了新的量化工具，未来需要更多研究验证CED在不同场景（如自主呼吸、颈椎活动受限）和人群（儿科、产科、肥胖患者）中的有效性，进一步丰富困难气道管理的技术 arsenal。

最终，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传统评估方法的局限性可以通过新技术得到弥补。超声测量CED不仅丰富了困难气道的预测手段，更代表了一种精准化、个体化麻醉管理的理念转变——从依赖经验判断到依据客观数据，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测，这或许正是未来麻醉安全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