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因素对母乳喂养的阻碍与促进作用:一项针对加拿大某小城市父母和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质性研究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Canada》:Socio-Cultural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for Breastfeeding: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arents and Healthcare Providers in a Small Canadi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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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09月19日
来源: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Canad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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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检测IL-1家族7种细胞因子在肩袖损伤患者滑液中的水平,发现IL-1α、IL-1β、IL-18和IL-33与撕裂严重程度及术前疼痛相关,其中IL-33诊断价值最高(AUC=0.8330),IL-1Ra在重度撕裂中降低。结果提示IL-1家族细胞因子可作为诊断和预后评估的生物标志物,为临床提供新依据。
这篇文章探讨了IL-1家族细胞因子在肩袖损伤(Rotator Cuff Injury, RCI)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潜在价值。研究团队由来自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足踝外科的几位研究人员组成,他们对RCI患者的肩关节滑液中IL-1家族成员的水平进行了检测,并分析了这些细胞因子与疾病严重程度、疼痛程度以及术后功能恢复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研究,他们希望找到新的诊断标志物,以更好地评估RCI患者的病情和治疗效果。
肩袖损伤是一种常见的肩部疾病,通常表现为肩部疼痛和力量减弱,严重影响患者的肩关节活动范围,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该病的发病率显著上升,50岁人群约为13%,60岁人群约为20%,70岁人群则高达31%。尽管近年来在RCI的治疗和病理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挑战。特别是,过度的炎症反应被认为是导致RCI的重要病理因素之一,并可能影响术后修复的效果。因此,寻找能够反映炎症状态和修复潜力的生物标志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IL-1家族细胞因子作为重要的炎症调节因子,其在多种骨关节疾病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该家族包括11种成员,其中7种具有促炎作用(如IL-1α、IL-1β、IL-18、IL-33、IL-36α、IL-36β和IL-36γ),3种是受体拮抗剂(如IL-1Ra、IL-36Ra和IL-38),以及1种具有抗炎作用的细胞因子IL-37。这些细胞因子在骨关节疾病中的表达水平变化已被证实与临床治疗效果密切相关。因此,研究IL-1家族细胞因子在RCI中的表达变化,不仅有助于理解疾病的病理机制,也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研究纳入了48例患有肩袖撕裂(Rotator Cuff Tear, RCT)的患者,时间跨度为2022年7月至2023年12月。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术前的流行病学信息采集、体格检查和影像学评估。RCT的严重程度根据DeOrio和Cofield分类系统进行划分,分为小撕裂(<1 cm)、中度撕裂(1–3 cm)、大撕裂(3–5 cm)和严重撕裂(>5 cm)。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手术,包括单行或常规双行修复,具体方式由主治医师根据患者的临床状况综合判断。研究纳入的条件包括:RCI伴有小至严重撕裂;肩袖脂肪浸润不超过Goutallier分级3级;随访时间不少于3个月。而排除条件包括:严重肩部肌肉萎缩或合并腋神经或臂丛神经损伤;腱端明显回缩;无法修复的肩袖损伤;以及伴有严重肩关节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或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研究获得了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KY-202303012),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均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
在样本采集方面,研究人员对患者进行了标准化的肩关节穿刺操作。患者被安置在直立坐姿,受影响的上肢被内收,手放在或靠近膝盖,以实现上肢的内旋。研究人员通过触诊确定锁骨、喙突和肱骨头的位置,并标记穿刺点。穿刺区域使用碘伏进行消毒,随后用酒精擦拭去除消毒剂残留。使用25号针头在穿刺入口处注射1%利多卡因,以实现局部麻醉。接着,沿着预期的穿刺路径再注射一次麻醉剂,以确保不进入关节腔。在超声引导下,使用20号针头进行关节穿刺,将针头垂直插入喙突的下外侧,位于肱骨头的内侧。针头方向朝向肩胛骨窝的边缘,穿刺过程中缓慢回抽针筒以确保顺利进入关节腔。滑液流入移液管后,采集0.5–1 mL的滑液用于后续分析。最后,使用粘合绷带或无菌敷料对穿刺部位进行包扎。
在实验分析过程中,研究人员对采集的滑液进行了离心处理(2000 g,4°C,10分钟),去除其中的细胞碎片后,将上清液保存在-80°C环境中。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滑液中IL-1α、IL-1Ra、IL-1β、IL-18、IL-33、IL-37和IL-38的水平。其中,IL-1α、IL-1Ra、IL-1β、IL-18、IL-33的ELISA试剂盒由MULTI SCIENCES(杭州,中国)提供,而IL-37和IL-38的试剂盒则由CUSABIO(武汉,中国)提供。光学密度的测定使用分光光度计完成。
研究团队对患者进行了术后随访,分别在术后6个月和12个月进行评估。两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外科医生对患者的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评分、美国肩肘外科协会(ASES)评分以及西方奥尼尔肩袖(WORC)指数进行了评估。VAS评分范围为0–10,其中0–3分表示轻度疼痛,4–6分表示中度疼痛,7–10分表示重度疼痛。UCLA评分和ASES评分用于评估肩部功能的恢复情况,而WORC指数则用于衡量肩袖损伤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此外,研究人员在术后1个月和6个月对患者的肩关节进行了磁共振成像(MRI)检查,以评估肩袖修复的状况和是否出现再撕裂。两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外科医生根据Sugaya分类系统对肩袖修复的完整性和厚度进行了评估。
在统计分析方面,研究团队使用SPSS 2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患者被分为四组,分别对应不同严重程度的撕裂。研究人员比较了IL-1家族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与患者的VAS评分、ASES评分、UCLA评分、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BMI)之间的关系。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使用均值±标准差(SD)表示,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对于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使用中位数(IQR)表示,并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患者的性别和撕裂侧别在各组之间进行了卡帕(Pearson χ2)检验。此外,研究人员还使用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了IL-1家族细胞因子水平与UCLA评分、ASES评分、WORC总评分和VAS评分之间的相关性。统计显著性设定为α=0.05。
研究结果显示,IL-1α、IL-1β、IL-18和IL-33在严重撕裂组中的水平显著高于小撕裂组,而IL-1Ra在严重撕裂组中的水平则显著降低。其中,IL-33在评估RCI严重程度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诊断潜力(AUC=0.7229,95% CI: 0.5773–0.8685,P=0.0083)。IL-1α、IL-18和IL-33的水平与术前VAS评分呈正相关(p<0.01),而IL-1Ra的水平则与术前VAS评分呈负相关。在术前疼痛评估方面,IL-1α(AUC=0.7684)、IL-1Ra(AUC=0.7724)、IL-18(AUC=0.7762)和IL-33(AUC=0.8330)均显示出较强的诊断潜力。此外,IL-1α、IL-18、IL-37和IL-38的水平与术后ASES评分和UCLA评分呈负相关,而IL-33的水平与术前ASES评分呈负相关(r=-0.3577,p=0.0126),以及术后UCLA评分呈负相关(r=-0.7242,p<0.0001)。IL-1Ra的水平则与术后ASES评分和UCLA评分呈正相关。同时,IL-1Ra的水平与IL-1α和IL-33呈负相关,而IL-33的水平与IL-1α和IL-18呈正相关。
这些结果表明,IL-1家族细胞因子在RCI的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其中,IL-1α、IL-1Ra、IL-18和IL-33的水平与RCI的严重程度和术后功能恢复密切相关,可能成为RCI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此外,这些细胞因子的水平变化也可能影响RCI的炎症进程,从而影响疾病的自然病程和治疗效果。因此,检测这些细胞因子的水平不仅有助于早期诊断RCI,还可以为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从病理机制的角度来看,IL-1家族细胞因子与巨噬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调节炎症反应的关键环节。巨噬细胞在RCI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释放多种炎症因子参与局部组织的修复和再生。然而,过度的炎症反应可能对组织修复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慢性炎症状态,进而影响术后恢复。因此,了解IL-1家族细胞因子在RCI中的动态变化,有助于识别哪些患者可能面临较高的炎症风险,从而在治疗过程中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在临床实践中,传统的RCI诊断方法主要依赖于影像学检查和临床症状的评估。然而,这些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影像学检查无法准确反映组织的炎症状态,而临床症状的评估可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寻找能够反映炎症状态的客观生物标志物,对于提高RCI的诊断准确性和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IL-1家族细胞因子作为重要的炎症调节因子,其在滑液中的表达水平可能成为评估RCI严重程度和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
此外,术后功能评估是RCI治疗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UCLA评分、ASES评分和WORC指数,这些评分工具能够提供关于患者肩部功能恢复情况的客观数据。然而,这些评分工具的准确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评分者的主观判断、患者的个体差异等。因此,结合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可能有助于提高术后功能评估的准确性,并为患者的康复提供更全面的指导。
本研究的结果也为未来的临床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例如,可以进一步探讨IL-1家族细胞因子在RCI治疗中的作用,以及它们是否可以作为治疗效果的预测指标。此外,还可以研究这些细胞因子与其他炎症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RCI的病理机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RCI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可能为其他骨关节疾病的生物标志物研究提供借鉴。
综上所述,IL-1家族细胞因子在RCI的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这些细胞因子的水平变化可能反映了RCI的炎症状态和修复潜力,从而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新的依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这些细胞因子在RCI中的作用,并探索它们在其他骨关节疾病中的应用价值。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有望为RCI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方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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