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状在不良童年经历与社区居住的男性和女性粪便失禁及便秘之间的中介作用

《Continence》：Depressive symptoms as mediator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vents and fecal incontinence and constipation in community-dwelling men and women

　　本研究探讨童年逆境事件（ACEs）与成年人的失禁和便秘的关联，并分析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通过人口为基础的队列数据的二次分析发现，ACEs通过抑郁症状部分中介与这两种肠道功能障碍的关系，其中便秘的中介效应更显著。研究结果强调整合心理和生理因素在临床管理中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探讨了童年不良经历（ACEs）与成年时期排便功能障碍，包括粪失禁（FI）和便秘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抑郁症状在其中可能扮演的中介角色。研究团队来自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泌尿科、心理健康与神经科学研究所，旨在揭示心理和生理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个体的肠道健康。研究对象是居住在社区中的成年人，年龄在16岁以上，研究样本量较大，涵盖了1,691名参与者，最终有553名男性和787名女性完成了所有相关问卷，提供了完整的数据用于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ACEs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而抑郁症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FI和便秘的发生。尽管ACEs对FI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其通过抑郁症状产生的间接影响依然存在。相比之下，ACEs对便秘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抑郁症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也更为明显。这表明，在成年时期出现的排便功能障碍可能不仅仅是生理问题，而是心理因素与生理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对这些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和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肠道功能。

在研究设计方面，采用了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利用了Coevorden队列的基线数据。该队列覆盖了荷兰的广泛人群，研究者通过自填问卷收集了有关排便功能障碍、童年经历以及抑郁症状的信息。研究中使用的工具包括经过验证的Wexner失禁量表和便秘量表，这些工具能够有效评估个体的排便状况。同时，使用了NEMESIS问卷中的部分条目来衡量童年时期的不良经历，包括心理、身体、情感和性虐待。抑郁症状则通过PHQ-9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环境中，能够准确反映抑郁的严重程度。

统计分析方面，研究者采用了分层分析的方法，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进行了研究，以探讨潜在的性别差异。通过逐步线性回归模型，他们评估了ACEs、抑郁症状以及排便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分析过程中还考虑了年龄、体重指数（BMI）和吸烟状况等潜在的混杂变量，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此外，为了验证中介效应，研究者采用了Sobel检验，这是一种常用的统计方法，用于评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症状在ACEs与排便功能障碍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尤其是在便秘方面，其影响更为显著。

研究还发现，ACEs的类型中，情感虐待是最常见的，占参与者的18.0%，其次是心理虐待（14.1%）、身体虐待（12.8%）和性虐待（11.6%）。这提示我们，童年时期的不良经历可能以多种形式存在，而这些经历对成年后的肠道健康具有潜在的长期影响。研究者指出，尽管ACEs对FI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其通过抑郁症状产生的间接影响仍然存在，这可能意味着抑郁在FI的发病机制中扮演了某种调节角色。而对于便秘，ACEs的影响更为明显，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也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便秘的生理机制更为复杂有关。

研究结果对于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它强调了心理健康在肠道疾病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评估和治疗便秘时，应考虑患者的抑郁状况。其次，它也提醒临床医生在面对粪失禁患者时，应更加关注其童年经历，尤其是是否经历过情感或心理上的创伤。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医生更全面地理解患者的病情，并制定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例如，针对有抑郁症状的患者，除了传统的药物和行为干预外，还可以考虑引入心理治疗，如认知行为疗法（CBT），以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数据是横断面的，因此无法确定ACEs是否直接导致了排便功能障碍，还是仅仅与其存在某种相关性。此外，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数据，这可能会受到回忆偏差的影响，从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研究者还指出，部分参与者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可能会影响分析结果的代表性。尽管这些缺失数据的参与者显示出更高的抑郁水平和排便功能障碍症状，但其纳入分析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数据缺失的原因，并采取措施减少其对结果的影响。

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探索整合心理治疗与医学治疗的综合干预方案，以评估其对改善肠道功能的效果。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创伤知情护理（trauma-informed care）在肠道疾病中的应用，特别是在同时存在心理和生理问题的患者群体中。研究者还提到，对于大脑-肠道轴（brain-gut axis）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可能会为未来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例如，利用先进的神经影像技术和生物标志物检测，可以更精确地了解童年创伤如何影响肠道功能，并开发出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心理和生理因素在肠道健康中的相互作用，还为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考虑到童年不良经历的普遍性，以及其对成年后的健康状况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公共卫生部门可以考虑在健康教育和预防措施中，更加重视心理健康和童年经历的评估。此外，医疗机构也可以通过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将心理评估纳入肠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流程中，从而提供更加全面的医疗服务。

研究的伦理声明也表明，所有参与者均在研究开始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获得了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确保了研究的合法性和伦理性。这为研究的可信度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反映了研究者在伦理规范方面的重视。此外，研究者还强调了消除对童年创伤和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这在某些农村地区尤为关键，因为文化和社会规范可能会影响患者是否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或寻求帮助。因此，提高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在临床环境中营造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氛围，可能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童年不良经历与成年时期排便功能障碍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了抑郁症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通过更加全面地理解心理和生理因素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肠道疾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这项研究也提醒我们，心理健康问题不应被忽视，特别是在那些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个体中，心理干预可能是改善肠道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更加注重多学科协作，以实现对患者更全面、更有效的支持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