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市场反应：后疫情时代澳大利亚关键人群层面感染控制措施的公众接受度

《Infection, Disease & Health》：Testing the waters - The public acceptability of key population-level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in post-pandemic Australia

　　澳大利亚疫情期间公众对封锁、口罩令等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接受度分析，通过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的九场对话组讨论，发现受访者普遍支持口罩令，但对边境关闭、学校关闭和强制封锁持条件性支持，强调政策需兼顾有效性、灵活性和公平性。

　　本研究探讨了澳大利亚居民在面对未来传染病大流行时，对一系列非药物干预措施（NPIs）的接受度与合法性感知。研究团队由来自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健康参与、证据与价值观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组成，他们通过组织九场在线对话小组，邀请了来自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的53名居民参与讨论。这些城市在疫情期间经历了不同的疫情发展情况和公共卫生政策实施，因此研究者希望通过比较这些地区的公众意见，深入了解未来公共卫生危机中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公众反应。

研究背景指出，从2020年到2022年，澳大利亚通过实施一系列群体层面的公共卫生措施，成功抑制了SARS-CoV-2病毒的社区传播。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死亡率，并为疫苗接种提供了时间窗口。然而，这些措施也带来了一些间接的负面影响，例如对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和经济状况的冲击。因此，本研究旨在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评估在未来的传染病大流行中，是否应该继续采用类似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在公众中的接受度如何。

研究方法采用了对话小组的方式，这种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应用伦理问题的探讨。通过引导参与者讨论道德和伦理层面的问题，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公众对这些措施的看法和理由。研究者有意识地选择了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包括来自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的居民，以确保样本的多样性。这些参与者在年龄、职业、教育水平等方面具有代表性，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城市，还涵盖了多种文化背景，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的参与者中有超过30%的人说母语不是英语。研究团队在每个对话小组中都由经验丰富的研究者主持，并在讨论过程中逐步引入不同的假设情境，以测试参与者对各种干预措施的反应。

在数据收集阶段，参与者首先被呈现一个假设的情境，即未来出现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大流行。随后，研究者在讨论中逐步引入复杂因素，例如改变病毒影响的年龄群体（从年轻人到儿童再到老年人）。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能够观察参与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态度变化。在每次对话小组结束时，参与者还会对四种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接受度进行投票，包括边境关闭、口罩强制、学校关闭和封锁措施。所有对话小组均进行了录音并转录，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所有参与者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获得了100澳元的礼品卡作为补偿。

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对口罩强制措施的接受度普遍较高，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城市。这种高接受度可能源于口罩在疫情期间成为一种普遍的防护手段，且大多数参与者认为佩戴口罩是一种相对简单且有效的措施。然而，对于其他措施，如边境关闭、学校关闭和封锁措施，公众的接受度则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墨尔本的参与者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严格防控措施，对未来的严格措施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而阿德莱德的参与者则因为较少经历类似的措施，对未来的封锁措施持更为谨慎的态度。研究者发现，公众对这些措施的接受度不仅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还与他们对政府透明度、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看法密切相关。

在边境关闭的讨论中，参与者普遍认为这种措施有助于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尤其是在疫情初期。然而，也有参与者对这种措施的有效性表示怀疑，认为其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不够精准，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例如，一些参与者指出，边境关闭可能会对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影响，而一些人则担心这种措施可能被滥用，导致特权阶层仍能自由流动。因此，尽管大多数参与者支持边境关闭，但他们的支持往往是有条件的，强调需要建立更透明和公平的程序，以确保在特殊情况下能够为有需要的人提供豁免。

对于口罩强制措施，参与者普遍认为这是一种相对低负担的干预方式，尤其是在高风险场所如医院和养老机构中。然而，也有参与者认为，佩戴口罩虽然有助于减少病毒传播，但可能会带来社会隔离和不平等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如果人们已经具备足够的防护意识，就不需要强制措施；另一些人则认为，强制措施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尤其是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此外，一些参与者对户外佩戴口罩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带来的不便远大于潜在的健康益处。

在讨论学校关闭时，参与者普遍认为这种措施对遏制病毒传播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也意识到其对家庭和社会的深远影响。例如，长期的学校关闭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增加父母的工作负担，并对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参与者普遍支持在必要时采取学校关闭措施，但前提是需要有更完善的替代方案，例如错峰上课或远程教学，以及更灵活的实施方式。他们还强调，学校关闭应针对特定的感染情况，而不是作为普遍的应对措施。

对于封锁措施，参与者的意见最为分化。一些人认为，封锁措施是保护弱势群体和社区的必要手段，尤其是在疫情初期，可以为医疗系统争取时间，避免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然而，也有参与者对封锁措施的有效性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措施可能会带来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甚至无法有效阻止病毒的传播。此外，一些参与者认为，封锁措施可能会侵犯个人自由，导致社会不满。因此，尽管部分人支持封锁措施，但他们的支持往往基于特定的条件，例如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和社会保障，以及确保封锁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研究者还发现，公众对这些措施的接受度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密切相关。在墨尔本和悉尼等经历了严格防控措施的城市，参与者对未来的严格措施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而阿德莱德的参与者则更加谨慎。这种差异可能与这些城市在疫情期间的实际经历有关，例如墨尔本居民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封锁和严格的防疫措施，因此对未来的类似措施更具适应性。然而，这种高容忍度并不意味着公众完全接受这些措施，而是表明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更愿意配合政府的决策。

在讨论中，参与者频繁提到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们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应当更加透明和公平，避免滥用权力。例如，一些参与者指出，疫情期间某些群体可能被不公平地对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此外，参与者还强调，政府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目标。他们认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措施应当更加注重个人责任和自主选择，而不是一刀切式的强制措施。

研究者还发现，公众对这些措施的接受度并非完全取决于疫情的严重程度，而是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措施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密切相关。因此，为了提高公众对未来的公共卫生措施的接受度，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需要更加注重与公众的沟通，确保他们理解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同时，政府还需要建立更加灵活和精准的措施，以减少对社会和经济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公众对未来的公共卫生措施存在一定的担忧和质疑，但他们仍然愿意在必要时支持这些措施，前提是这些措施能够公平、透明地实施，并且充分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因此，未来的公共卫生决策应当更加注重公众的参与和反馈，以确保措施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同时，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需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提高透明度，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在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源，实现有效的防控。

此外，研究者还指出，未来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应当更加注重伦理考量，例如程序正义、透明度和防止过度干预。这些伦理原则不仅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还能够减少社会不满和冲突。因此，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公共卫生措施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些伦理因素，并与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参与者并未获得基于证据的详细信息，因此他们的看法可能受到个人经验和信念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在提供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公众对这些措施的接受度是否会有所变化。此外，研究团队还指出，如果这些对话小组在现实环境中进行，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但现有证据表明，线上和线下数据的质量是相当的。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澳大利亚居民在面对未来传染病大流行时，对一系列非药物干预措施的看法和态度。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这些措施的接受度存在显著差异，且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措施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密切相关。因此，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应当更加注重公众的参与和反馈，以确保措施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同时，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需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提高透明度，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在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源，实现有效的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