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调查员与青年心源性猝死者家属的沟通策略：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本研究针对青年心源性猝死(SCD)案件中遗传性心脏疾病风险沟通的难题，通过混合方法探索死亡调查员与家属的沟通模式。研究发现SCD调查存在沟通频率高、周期长等挑战，并系统揭示了家庭特征、专业协作、资源获取等五大影响因素，为优化死亡调查系统中的家庭中心式沟通提供了实证依据。

　　

当年轻人因心源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 SCD)突然离世时，死亡调查员不仅需要查明死因，还肩负着向悲痛家属解释遗传性心脏疾病风险的重任。这类死亡案件调查异常复杂，家属在巨大悲痛中往往难以理解专业信息，而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调查体系和沟通规范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沟通效果参差不齐。目前关于如何优化死亡调查员与家属沟通的研究极为匮乏，这使得改善沟通实践缺乏实证依据。

为此，研究团队在《CJC Open》发表了这项突破性研究，采用解释性序列混合方法设计，深入探究加拿大安大略省和新斯科舍省死亡调查员与青年SCD受害者家属的沟通实践。研究通过基于网络的问卷调查收集量化数据，并采用电话访谈获取质性资料，运用描述性统计和主题分析法处理数据，并在多个层面进行数据三角验证。

研究团队整合了知识转化(IKT)方法，与验尸官办公室、法医服务机构和有亲身经历的家庭成员合作，确保研究成果能直接应用于实践改进。研究对象为2018-2021年间调查过至少一例2-45岁SCD案件的死亡调查员，通过机构邮件列表招募参与者，最终共有78人完成问卷调查，其中20人参与深度访谈。

研究结果揭示了三个核心主题：

主题1. 死亡调查员的沟通目标与策略

死亡调查员主要追求三个沟通目标：告知家属死因、保护在世亲属通过告知遗传性心脏疾病风险、以及推荐家属进行心脏随访和筛查。他们采用多种策略实现这些目标，包括运用医疗专业训练中的同理心和共情技巧建立融洽关系，设定调查时间预期并提供定期更新，以及通过电话跟进、重复信息、使用通俗语言和共同阅读报告等方式增强家属的理解和记忆。

主题2. 影响死亡调查员沟通的因素

研究发现五大类因素显著影响沟通效果：家庭特征（如家属的信息理解保留能力、教育水平、悲痛情绪和复杂家庭动态）；其他专业人员的参与（死亡调查员需要充当"四分卫(quarterback)"角色协调多方专家）；调查案件特征（疑似遗传性心脏疾病案件通常更难确定死因，过程更长）；资源获取（死亡调查员的医学背景、专业发展机会和机构推荐指南）；系统层面障碍（结果报告延迟数月甚至一年以上，影响级联筛查(cascade screening)的及时性）。

主题3. 沟通改进建议

参与者提出了多项改进建议，包括采用多种沟通模式（如补充书面信件帮助家属理解和转达信息）；加强家庭医生的参与（解释报告和启动转诊）；系统自动化改进（如案件标记遗传随访、建立中央提醒系统）；以及创建新角色或流程支持调查工作。

研究结论表明，死亡调查员使用多种策略实现与SCD受害者家属的沟通目标，但这些策略受到家庭特征、专业人员参与、调查特性、资源获取和系统障碍五大因素的显著影响。针对疑似遗传性心脏疾病的青年SCD案件调查通常更复杂、耗时更长，需要更高频次的沟通。缺乏正式的沟通指南和培训支持意味着死亡调查员主要依靠自身医疗背景和经验来发展沟通方式。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系统揭示了死亡调查系统中沟通实践的复杂性和影响因素，为开发标准化培训指南、优化沟通流程、改善家庭中心式护理提供了坚实基础。研究结果指出，需要通过制度改进解决系统层面障碍（如结果报告延迟），加强多专业协作，特别是明确家庭医生在解释报告和启动转诊中的角色，从而确保家属能够及时理解遗传风险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最终降低SCD的家族性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