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实践如何成为节日药物使用的风险推手：基于民族志研究的“负责任用药”价值体系冲突分析

　　本刊推荐：为揭示严格执法对娱乐性药物使用者的健康风险，研究人员通过民族志方法研究节日场景中的执法实践与“负责任用药”价值体系的冲突。结果表明，严苛执法迫使即使持负责任态度的用药者转向更高健康风险行为，凸显了禁毒政策中威慑策略的失效与危害。研究对优化节日药物管控政策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在当代毒品政策以禁止主义为主导的背景下，英国及美国等国家普遍采用威慑策略，试图通过强化执法来遏制药物使用。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依赖 punitive policing（惩罚性 policing）的做法不仅难以减少药物使用，反而可能加剧用药者（people who use drugs, PWUD）的健康风险。尤其在节日等娱乐性用药场景中，严格的执法措施——例如使用缉毒犬、高可见度的警察巡逻和便衣执法——无形中促使用药者采取更隐蔽、更仓促且更具健康风险的行为，以避免法律追究。这一问题在近年来变得尤为突出，尽管政策制定者常声称旨在“减少危害”，实际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为此，研究人员聚焦于节日场景，探讨执法实践如何影响用药者施行“负责任药物使用”（responsible drug use）的能力。该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深入三个政策环境迥异的节日进行参与式观察，并结合访谈和质性问卷调查，系统分析执法与用药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近期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为毒品政策及公众健康讨论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在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依托于多地点民族志 fieldwork，包括52天的参与观察、23次与药物危机护理志愿者的非结构化访谈，以及54名节日参与者的质性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在扎根理论框架下借助NVivo完成主题分析。研究场域涵盖英国、美国和葡萄牙，以对比不同政策环境（如英国和美国的禁止主义与葡萄牙的 decriminalization）对用药行为与支持服务的影响。研究特别关注“psy-care”（心理关怀）志愿团队的工作实践与用药者的应对策略，突出了执法与健康促进之间的张力。

研究结果围绕几个核心主题展开：

一、参与者与“负责任药物使用”价值体系

研究发现，许多用药者强烈认同“负责任药物使用”的价值理念，并试图通过预先测试药物、剂量控制、选择可靠供应商等方式减少健康风险。这种价值体系不仅体现在 discourse 中，更转化为具体行为，如参与药物检查服务（drug checking services, DCS）或危机志愿服务。然而，这些行为高度依赖开放、信任的政策环境。

二、尊重、正念与政策障碍

用药者常强调对药物的“尊重”，既包括精神层面的敬畏，也包括物质层面的谨慎使用。例如，他们提倡预先准备“stash”（个人药物储备），使用试剂测试或精密秤量确保药物质量。然而，节日入口的缉查和没收行为直接破坏了这种准备，迫使用药者转向场内未知来源的药物，从而增加 adulteration（掺假）和过量风险。

三、药物交易：开放与秘密的两难

在 policing 较宽松的场景（如葡萄牙），用药者能与供应商公开讨论药物成分和效果，建立基于信任的交易关系；而在 policing 严厉的地区（如美国），交易变得匆忙、隐蔽，供应商无法追溯，用药者更易购买到“bunk”（假药或高危害替代品）。研究指出，这种交易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药物的安全性与用药者的健康结局。

四、药物检查服务（DCS）的使用与倡导

用药者普遍支持DCS的推广，认为它是减少危害的关键工具。在葡萄牙，政府支持的CheckIn项目能实时分析药物样本并发布警告，有效促进了市场透明度和公共安全。相反，在英美等国，DCS面临法律灰色地带，志愿者常需秘密开展检测活动，甚至面临法律风险，这大大限制了其效果的发挥。

五、“set and setting”的优化

“Set and setting”（心理预期和环境设定）被用药者视为安全用药的核心。然而，严苛的执法——尤其是高可见度的警察巡逻和便衣执法——破坏了用药者的心理安全感，导致焦虑、妄想甚至恐慌发作。研究表明，这类心理压力显著增加了药物引发心理危机的可能性。

六、制定求助计划

在信任度高的环境中，用药者愿意利用朋辈支持、医疗服务和DCS寻求帮助；而在 policing 严厉的节日中，他们常因恐惧法律后果而回避正式服务，甚至拒绝透露用药信息，致使危机处理效率降低。民族志记录显示，葡萄牙的“roaming”支援团队能有效协助用药者，而美国的类似团队因执法压力而难以开展同等水平的干预。

研究表明， punitive policing 在节日环境中非但未能减少药物使用或相关危害，反而通过一系列 perverse incentives（逆向激励）迫使用药者——包括那些秉持负责任用药理念的人——采取更高健康风险的行为。 confiscation（没收）、场内未知药物交易、DCS的受限以及心理安全感的破坏，共同加剧了本可避免的健康危机。此外，不同政策环境的对比突显了 decriminalization 与 harm reduction 措施的积极作用，例如葡萄牙的开放政策更好地保障了用药者安全与支持服务的可及性。

该研究强调，毒品政策需从聚焦个体责任的威慑模式，转向更系统、更上游的干预策略，例如推进药物合法性讨论、扩大药物检查服务以及改善执法与健康服务的协作。只有在安全、信任的环境中，用药者才能真正践行负责任用药，从而在集体层面减少药物引发的健康风险和社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