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循环生物标志物在心力衰竭中的诊断和预后价值

《Frontier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circulating biomarkers in heart failure

　　心力衰竭（HF）系统综述和元分析显示，78项研究涵盖的58076名患者中，炎症标志物（IL-6、TNF-α、hs-CRP）普遍升高但无法区分HFrEF与HFpEF；NT-proBNP、sST2、GDF-15等与其他标志物结合可提升诊断准确性。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是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影响不仅限于个体健康，也对社会医疗系统构成了重大负担。心力衰竭的临床表现多样，主要依据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分为三种类型：射血分数降低型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 HFrEF，LVEF ≤40%）、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 HFpEF，LVEF ≥50%）以及射血分数轻度降低型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Mildly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 HFmrEF，LVEF 41%–49%）。尽管这三种类型在某些基础疾病和共病方面存在重叠，但它们在发病机制、患者群体特征以及治疗反应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这种多样性提示我们，传统单一的诊断和治疗方式可能无法满足个体化医疗的需求，因此，探索与心力衰竭相关的新生物标志物，以及它们在不同亚型中的表达特征，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生物标志物在心力衰竭的诊断、预后评估和治疗监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物标志物的种类繁多，它们可以反映心力衰竭的多种病理生理过程，如炎症反应、心脏重塑、充血状态以及心肌损伤等。这些标志物的组合使用，被认为可以提高对心力衰竭亚型的识别能力，从而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诊断和更有效的治疗策略。然而，目前对于某些标志物在不同类型心力衰竭中的特异性表现，尤其是HFpEF的特定标志物，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白。

本次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基于78项研究，涵盖了58,076名受试者，全面探讨了心力衰竭不同亚型中炎症、心脏重塑和充血、心肌损伤相关生物标志物的表达模式及其在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研究发现，炎症标志物如IL-6、TNF-α和hs-CRP在心力衰竭患者中均显著升高，且这些标志物的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然而，它们在不同心力衰竭亚型之间的区分能力有限，因为这些标志物在HFrEF和HFpEF患者中存在较大重叠。这种现象表明，仅依靠单一炎症标志物可能难以准确识别心力衰竭的具体类型，因此需要探索多标志物联合分析的策略。

在心脏重塑和充血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中，sST2、GDF-15和NT-proBNP等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例如，sST2在HFpEF患者中显示出略高的水平，而GDF-15则在HFrEF患者中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这些标志物不仅与心力衰竭的进展相关，还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如住院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然而，它们在不同亚型中的表达差异尚不明确，且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此外，心肌损伤标志物如hs-TnT和hs-TnI在HFrEF患者中显示出更高的水平，这可能与心肌细胞的直接损伤和坏死有关。尽管这些标志物在心力衰竭的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价值，但它们的临床应用仍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包括标志物水平的个体差异、检测方法的标准化问题以及与共病的相互作用等。

值得注意的是，共病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物标志物的表达模式。例如，hs-CRP水平与心力衰竭患者的共病数量呈正相关，而某些标志物如NT-proBNP则与年龄密切相关。这表明，在解读生物标志物结果时，必须结合患者的临床背景和共病情况，以避免误判或过度依赖单一指标。此外，一些标志物如sST2和GDF-15在不同研究中的表达差异较大，可能与研究人群的特征、样本采集时间以及检测方法的不同有关。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关注这些标志物在不同类型心力衰竭中的具体表达规律，并探索更精准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化的临界值。

本次研究还强调了多标志物联合分析的重要性。例如，NT-proBNP与hs-TnT、GDF-15等标志物的组合使用，能够提供更全面的疾病信息，并显著提高诊断和预后的准确性。这种多标志物策略不仅可以帮助区分HFrEF和HFpEF，还可能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然而，临床实践中应用多标志物策略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标志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检测成本以及临床医生对多标志物数据的解读能力。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一是优化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方法，提高其在不同类型心力衰竭中的特异性；二是建立统一的标志物临界值标准，以减少因检测方法不同而导致的偏差；三是探索多标志物策略在不同人群中的适用性，包括不同年龄、性别和共病背景的患者。

此外，本次研究还指出，某些标志物如ET-1、Galectin-3和骨桥蛋白（Osteopontin）在心力衰竭中的作用尚未完全明确。尽管这些标志物在某些研究中显示出与心脏重塑和不良预后相关的潜力，但其在不同类型心力衰竭中的表达差异尚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标志物在不同类型心力衰竭中的具体作用，并评估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总体而言，本次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揭示了心力衰竭生物标志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虽然某些标志物在心力衰竭的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但它们在不同亚型中的表达差异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为了实现更精准的心力衰竭管理，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多标志物联合分析的应用，同时加强对生物标志物与心力衰竭病理生理机制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心力衰竭的诊断准确性，还可能为开发新型免疫调节疗法和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通过整合多种生物标志物的信息，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心力衰竭的病情变化和治疗反应，从而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医疗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