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危机下脑死亡判定：临床伦理视角与数据驱动的深度对话

　　本刊推荐：针对COVID-19大流行期间脑死亡（BD）判定率下降的现象，研究者从临床伦理视角出发，批判性回应了Schoene等人的数据研究，强调需结合伦理困境、安全顾虑及分诊压力等现实因素，提出灵活、人性化的BD判定策略，对危机医疗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全球COVID-19大流行期间，医疗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重症监护资源紧张，医护人员身心俱疲，伦理困境层出不穷。在这一背景下，脑死亡（Brain Death, BD）的判定——这一本就充满伦理与医学复杂性的临床过程——遇到了新的挑战。德国学者Schoene等人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疫情期间脑死亡判定率显著下降，并将其主要归因于组织管理上的“检测缺陷”。但这一纯数据驱动的解读是否充分考虑了临床现实？是否忽略了医护人员在极端环境下的伦理挣扎与人性化抉择？

正是在这一争议点上，古巴神经学家Calixto Machado博士在《Neurolog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上发表了回应性评论。他并未否定数据本身的价值，而是试图将数字放回它们所产生的临床与伦理语境中重新解读。他认为，BD判定率的下降不能简单归咎于流程失误或医生失职，而应看到其背后深层的临床可行性问题、伦理负担和系统脆弱性。

为了支撑其论点，Machado并未开展新的实验或统计研究，而是基于国际临床实践、已有文献和自身在古巴疫情一线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伦理分析和政策比较。他特别引用了来自德国、古巴、香港和马拉维等多地的研究，从而构建出一个跨国的、多情境的论证框架。

通过文献评述与临床经验归纳，Machado指出，在疫情高峰阶段，多项技术因素阻碍了标准BD判定流程的执行。例如，呼吸暂停试验（apnea test）在ECMO（体外膜肺氧合）支持或肺功能严重受损的患者中难以安全实施；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也限制了部分神经学检查的进行。此外，患者常处于严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状态，根本不适宜进行复杂诊断操作。这些并非“疏忽”，而是基于患者安全与临床现实的合理判断。

BD判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更是一个充满伦理重量的人文决策。Machado强调，在疫情中，医生们除了面临工作超负荷、设备短缺等压力，还常怀有对病毒传播、自身死亡和职业倦怠的深度焦虑。这种“道德损伤”（moral injury）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能力。在家人无法探视、知情同意难以获取、患者恢复无望的情况下，推动BD判定和器官捐献甚至可能加剧医护的心理负担。此时，许多医生选择将医疗重心从器官获取转向守护患者尊严，提供更人道的临终关怀。

Machado进一步指出，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于疫情本身，而在于缺乏具有应急弹性的BD判定协议。他以古巴为例，说明在疫情高峰时临时调整国家BD协议——如允许在伦理监督下延迟确认性检测——既维护了BD判定的原则，又避免了在危机中做出草率或不可行的判定。相比之下，德国等依赖严格BD确认且不允许循环死亡后捐献（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 DCD）的地区，整个器官捐献链显得尤为脆弱。

Machado的回应超越了单纯的数据争辩，呼吁整个医学界重新审视“脑死亡”在危机中的意义。他认为，BD判定不应被简化为一个冰冷的“质量指标”，而应被理解为一种高度依赖情境的临床-伦理行为。他强调，未来改革应聚焦于两大方向：一是为医生提供更多支持，使其能在压力下做出既专业又富同情心的判断；二是推动捐献系统的结构化改革，增强其对危机情境的适应力。

这项评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将BD判定从纯粹的医学标准中解放出来，置于更广阔的临床现实与伦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它不仅回应了一篇具体文章，更呼吁整个神经重症和移植领域进行反思与进步——尤其是在未来可能再次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刻。通过强调人性化护理、伦理反思与系统弹性，Machado为后疫情时代的医疗实践提供了富有深度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