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物学与民族医学的挑战与应对：从殖民遗产到去殖民化研究的演进与反思

　　本刊推荐：民族生物学与民族医学研究面临殖民遗产、术语界定、分类学严谨性及数据主权等挑战。本文系统回顾该领域发展历程，提出去殖民化研究框架，强调社区参与、数据主权保护及技术革新在促进学科严谨性与社会相关性中的关键作用，对推动学科伦理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民族生物学（Ethnobiology）与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这一领域致力于探究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动态关系，涵盖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民族动物学（Ethnozoology）、民族药学（Ethnopharmacology）等多个分支。然而，从殖民时期的资源掠夺到当代的知识商品化，民族生物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伦理、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传统知识的传播、转化与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确保研究既科学严谨又符合伦理规范，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系统梳理民族生物学与民族医学面临的核心挑战及其应对策略，Rainer W. Bussmann、Narel Y. Paniagua Zambrana 和 Emiel De Meyer 在《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发表了题为“What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hat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 have faced so far, and how were they dealt with?”的论文。文章通过历史回顾、案例分析与理论批判，揭示了该领域从殖民遗产向去殖民化研究的转型路径，并提出了强化分类学基础、规范统计方法、保护数据主权等具体建议。

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综述、案例分析与理论构建等方法。作者回顾了民族生物学自19世纪末以来的六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殖民时期物种记录（Phase 1）到当前的去殖民化研究（Phase 6）。案例研究包括北美幽灵管花（Monotropa uniflora）的数字化传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植物产品 ankoro 的商业化现象。此外，文章批判性分析了统计指数（如Jaccard指数）的误用问题，并探讨了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与植物化学分析（phytochemical profiling）在物种鉴定中的潜力与局限。研究还涉及对《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与《纳戈亚议定书》（Nagoya Protocol）的政策分析，强调了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与利益共享（benefit sharing）的重要性。

民族生物学的发展阶段与殖民遗产

文章将民族生物学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揭示了其从殖民主义工具向协作性与去殖民化研究的转型。Phase 1（1895–1950）以“有用”物种的殖民记录为特征；Phase 2（1954–1970）聚焦认知民族生物学与语言学研究；Phase 3（1970s–1980s）强调生态焦点；Phase 4（1990s）引入社区参与与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原则；Phase 5 提出通过跨学科合作应对全球危机；Phase 6 主张彻底的去殖民化研究框架。这一历史回顾表明，尽管学科已取得进步，殖民性（coloniality）对知识生产的持续影响仍需批判性应对。

传统知识的界定与动态性

作者通过案例分析了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 TK）在数字化时代的演变与界定难题。例如，幽灵管花在北美通过社交媒体复兴为镇痛药物，但其知识与传统实践的关联已模糊；ankoro 作为刚果植物产品，其物种起源不明且使用已脱离传统语境。文章指出，民族生物学家需区分嵌入传统的知识与已超越传统的知识，以避免误解知识系统的动态性。同时，术语“传统”本身隐含的殖民偏见可能导致知识贬值与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加速农村地区的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

分类学挑战与技术应用

研究强调了分类学在民族生物学中的核心地位及当前面临的挑战。问题包括标本收集不完整、当地名称与实物关联困难、视觉识别工具局限以及遗传数据库不足。DNA条形码等遗传技术虽有助于快速鉴定，但其准确性依赖数据库的形态学鉴定基础。对于加工植物材料（如粉末），植物化学分析被视为有潜力的替代方法，但全面数据库的缺乏限制了其应用。文章呼吁加强标本库建设与专业分类学家的参与，以确保研究的科学严谨性。

统计指数的误用与改进

文章批判了民族生物学中统计指数（如文化价值、使用价值等）的广泛误用。超过100种指数常被用于量化知识与应用，但设计缺陷（如混淆知识与实际使用）导致结果难以解释与比较。例如，Jaccard指数（JI）在计算相似性时可能低估实际重叠值，而专家知识与应用频率的合并分析则掩盖了知识的内在价值。作者主张提高指数透明度与可及性，并通过主要数据验证统计有效性。

政策框架与去殖民化伦理

研究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与《纳戈亚议定书》对民族生物学研究的影响，强调事先知情同意与利益共享的重要性。然而，协议在起草过程中未充分咨询原住民群体，暴露了政策设计的局限性。文章呼吁将利益共享扩展至数据 repatriation（归还）与本地语言翻译，并确保社区成员作为合著者参与研究。此外，SARS-CoV-2 大流行促进了本地研究人员的培训与远程协作，推动了研究模式的去殖民化转型。

去殖民化与伪善批判

作者通过引用 Will McClatchey 的论述，批判了民族生物学中的伪善（hypocrisy）问题。例如，“西方”科学（"Western" science）术语忽略了非西方文化的贡献；“传统”标签隐含静态偏见，忽视知识的动态性；而“传统知识衍生新药物”的叙事则缺乏实证支持，浪漫化了传统实践。文章强调，将外部价值观强加于社区而不经事先知情同意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行为，研究者需避免在推动自身社会变革的同时，要求其他社会保持“传统”状态。

研究结论部分总结了民族生物学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所有研究均具有价值，但需以促进科学、保护与生计改善为目标。假设驱动的研究若仅服务科学自我，则接近新殖民主义。分子数据与统计指数的解释需谨慎，知识与实际使用的区分应强化，而分类学基础仍是核心。数字时代需保障数据主权（data sovereignty），防止知识滥用。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为分析提供了新工具，但需以伦理原则为指导。方法论创新可提升研究的严谨性、包容性与社会相关性，而研究影响应超越出版物，评估社会应用价值。

讨论部分进一步强调了民族生物学的转型需求。尽管许多研究记录了知识流失，但较少关注知识的重组、转化与适应过程。全球变化如迁移为探索知识适应性提供了机会，但城市民族生物学仍待深入探索。最终，民族生物学必须通过去殖民化实践、伦理反思与技术整合，实现其应对当代社会生态挑战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