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胃肠道病毒的迷恋

《Annual Review of Virology》：A Fascination with Gastrointestinal Viruses

　　病毒学家通过SV40研究转向胃肠炎病毒，发现NSP4肠毒素并建立诺如病毒器官oids培养系统，推动VLP疫苗研发。职业生涯涵盖领导消化疾病研究中心、创办跨学科研究生项目及国际学术合作，强调科研坚持与团队支持的重要性。

　　### 个人经历与科研旅程的启示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的职业生涯和生活经历深深影响了我对科研的理解和热爱。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被一系列独特的机会和挑战所塑造。我的人生如同我快速到来的出生一样，充满了迅速的变化和成长。回顾我的旅程，我意识到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和职业转折点，都源于我对于未知的好奇心，以及不断探索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我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成长的历程，更是科研探索中不可或缺的韧性、创造力和对知识的追求的体现。

我出生于1945年1月3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波特兰市。那时，我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医生，拥有神经学、神经生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背景，正在南太平洋的海军船上工作。在二战结束后，我们搬到了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父亲在那里担任海军医院的医生，并在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进行研究。我们住在父亲的岳父母家中，与周围的环境建立起了深厚的联系。在贝塞斯达的时光，是我人生早期的重要阶段，为我后来的科研生涯打下了基础。

在家庭中，我母亲也是一位关键的推动者。她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皮克顿，是大学毕业生，并在多伦多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营养学学位。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前，她曾在瓦萨学院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工作，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学习环境。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营养学家，还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志愿者，支持医院中的患者研究项目。她的坚韧和乐观精神影响了我，让我明白，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科研中，持之以恒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望都是推动个人发展的关键。

我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各种独特的经历。我从小就展现出对阅读和学习的浓厚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姐姐帕姆。她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早期教育教师，教我识字，使我在幼儿园阶段就具备了超出同龄人的阅读能力。虽然这让我在课堂上引起了一些老师的困惑，但幸运的是，他们很快适应了我的学习方式，并给予我更多的独立空间。这种早期的独立性和探索精神为我后来的科研之路奠定了基础。

在中学阶段，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对生物学和医学的兴趣。尽管我并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我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引导我进入大学，选择了一所小型女子学院——埃尔米拉学院。在那里，我最初计划成为一名医生，但很快发现我对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免疫学和微生物学的课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并开始思考如何通过研究来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大学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一些前沿的科学理念和技术。例如，我曾参与一项关于Cayuga湖细菌的研究，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科研的魅力。我还曾在麻省总医院的微生物实验室工作，学习如何利用新的生物化学技术来研究鸡抗体。这段经历不仅提升了我的科研技能，也让我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旅程。

在研究生阶段，我遇到了许多重要的导师和同行，他们的支持和指导对我后来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例如，我在UNC的导师约瑟夫·帕加诺（Joseph Pagano）不仅帮助我完成了关于猴病毒40（SV40）的博士论文，还引导我走向病毒学的研究方向。在一次冷泉港的肿瘤病毒研讨会中，我第一次接触到逆转录酶的研究，这让我意识到科学的前沿常常隐藏在看似简单的实验中。尽管当时我的知识水平与那些更资深的研究人员相比还有差距，但这次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对病毒学的热爱，并激励我继续深入探索这一领域。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病毒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学科。例如，我在研究轮状病毒时，发现它与儿童的严重腹泻和肠道疾病有关，这让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科研来改善公共健康状况。我的研究不仅限于基础科学，还拓展到疫苗开发和临床应用。在与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合作时，我学会了如何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以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

此外，我的职业生涯也受到许多意外机会的推动。例如，在一次偶然的会议中，我结识了来自日本的科学家梅川英一（Meihan Nonoyama），他不仅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给予了我许多帮助，还让我对日本文化和科技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和合作，让我意识到科研不仅限于实验室内的探索，更是一种全球性的合作。

在从事科研的过程中，我也面临了许多挑战。例如，在研究轮状病毒时，我曾因缺乏足够的资金而感到困扰。然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最终获得了资助，并成功地在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一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在困难面前保持乐观，并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实验方案来克服障碍。

我的科研生涯也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在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我与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合作，共同推动病毒学的研究。例如，与瓦奇·乔（Wah Chiu）和普拉萨德（B.V.V. Prasad）的合作，使我们能够利用冷冻电镜技术揭示轮状病毒的结构。这些合作不仅提升了我们的科研水平，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团队合作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我开始思考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例如，我们利用轮状病毒样颗粒（VLPs）开发了一种非复制性疫苗，这种疫苗不仅在动物模型中表现出良好的免疫效果，还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是安全的。尽管这一疫苗在儿童中的效果未能达到预期，但它仍然为成年人提供了重要的保护，展示了科研在现实世界中的价值。

此外，我的科研生涯也涉及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角色。例如，我曾担任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消化疾病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这一职位不仅让我有机会推动科研发展，也让我意识到领导力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我能够将基础科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为更多科学家提供合作和交流的机会。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深刻体会到，科研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我有机会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疾病研究，为改善公共卫生做出贡献。这些经历让我明白，科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对人类健康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位导师，我也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我的指导理念是鼓励学生保持好奇心，勇于探索，并在科研中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多年的教学和指导，我见证了无数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并为他们的成功感到由衷的喜悦。

总的来说，我的科研旅程充满了挑战和机遇。从最初的阅读和学习，到后来的实验和研究，再到疫苗开发和国际合作，每一个阶段都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的故事不仅是一个科学家的成长历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创新和合作的缩影。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研究，勇敢面对挑战，并在探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