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模式与抗抑郁药物使用：一项针对40-60岁在职人群的前瞻性登记关联研究

　　本研究基于芬兰赫尔辛基健康调查数据，探讨了饮酒模式与抗抑郁药物使用间的关联。研究发现，重度饮酒、酗酒及问题性饮酒均显著增加后续抗抑郁药物使用风险（HR 1.53-1.84），非饮酒者亦呈现较高风险（HR 1.43）。研究强调关注饮酒行为对抑郁症预防的重要性，为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抑郁症正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据估计其终身患病率高达10.8%。这种精神健康障碍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也是导致工作能力下降和社会功能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抗抑郁药物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症治疗，且芬兰地区的抗抑郁药物使用量在21世纪以来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人们对抑郁症发生发展的风险因素仍缺乏全面认识。

长期以来，酒精饮用与抑郁症之间的关联一直是精神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早期研究多集中于临床环境中具有严重酒精问题的人群，而针对普通人群的研究结果却存在不一致之处。这种不一致可能源于酒精消费测量方式的差异（如每周饮酒量、酗酒行为、问题性饮酒）以及抑郁症评估方法的不同（自评量表 vs 临床诊断）。更值得关注的是，使用登记系统数据（如抗抑郁药物处方记录）来研究这种关联的报道较为罕见，而这种数据可能更能反映医生评估的严重抑郁症病例。

在此背景下，赫尔辛基大学公共卫生系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旨在通过前瞻性登记关联设计，深入探讨不同饮酒模式与后续抗抑郁药物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特别关注了每周饮酒量、酗酒行为和问题性饮酒三种饮酒模式，并控制了性别、年龄、职业地位、婚姻状况、体重指数、吸烟和休闲时间体力活动等多种潜在混淆因素。

研究人员采用了赫尔辛基健康研究（2000-2002年）的问卷数据，与芬兰社会保险机构的抗抑郁药物登记记录进行链接。研究样本包括5727名40-60岁的在职人员，这些人员在基线前三年来曾购买过抗抑郁药物。通过Cox回归分析计算了五年随访期间首次购买抗抑郁药物的风险比（HR）。

研究结果显示，与适度饮酒者相比，重度饮酒者（女性≥12单位/周，男性≥23单位/周）发生抗抑郁药物使用的风险显著增加（HR 1.53，95% CI 1.18-1.99）。酗酒行为（一次饮用≥6单位酒精）也与抗抑郁药物使用相关：偶尔酗酒者（每月一次或更少）风险比为1.27（1.06-1.52），频繁酗酒者（每周一次或更多）风险比为1.35（1.02-1.77）。令人意外的是，不饮酒者相比非酗酒饮酒者同样显示较高的抗抑郁药物使用风险（HR 1.43，1.03-1.97）。问题性饮酒（使用CAGE量表评估，女性≥2分，男性≥3分）与抗抑郁药物的关联最为显著（HR 1.84，1.54-2.19）。

这些关联在调整了社会经济地位、婚姻状况、体重指数和健康行为后仍然存在，尽管体重指数和健康行为（特别是吸烟）的调整略微减弱了重度饮酒和问题性饮酒的关联强度，并消除了酗酒行为的统计学显著性。

性别分层分析显示，女性中重度饮酒（HR 1.63）、酗酒（HR 1.43）和问题性饮酒（HR 1.91）均与抗抑郁药物使用显著相关，而男性中仅问题性饮酒显示关联（HR 1.64）。在基线前三年内有抗抑郁药物使用史的参与者中，饮酒模式与后续抗抑郁药物使用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

研究方法上，该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研究设计，样本来自赫尔辛基市40-60岁雇员群体；通过登记链接技术将问卷数据与芬兰社会保险机构的处方登记系统相关联；使用CAGE量表（Cut down, Annoyed, Guilty, Eye-opener）评估问题性饮酒；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计算风险比（HR）及其95%置信区间（CI）；并通过Schoenfeld残差检验比例风险假设。

饮酒模式与抗抑郁药物使用的关联

通过Cox回归分析发现，所有三种饮酒模式均与抗抑郁药物使用风险增加相关。重度饮酒者相比适度饮酒者有更高的风险（HR 1.53）；非饮酒者、偶尔酗酒者和频繁酗酒者相比非酗酒饮酒者风险均升高（HR 1.43，1.27和1.35）；问题性饮酒者风险最高（HR 1.84）。这些关联在调整多种混淆因素后仍然保持。

性别分层分析结果

女性中所有饮酒模式均显示与抗抑郁药物使用显著相关，而男性中仅问题性饮酒呈现关联。这表明饮酒模式与抑郁风险的关系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对酒精的抑郁效应可能更为敏感。

有既往抗抑郁药物使用史者的分析

在基线前三年内有抗抑郁药物购买记录的参与者中，未发现饮酒模式与后续抗抑郁药物使用的显著关联。这可能是因为既往抑郁史对后续抑郁发作的影响远大于饮酒行为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这组样本量较小导致统计效能不足。

研究结论表明，酒精饮用与在职人员的抗抑郁药物使用存在显著关联，且这种关联不仅限于问题性饮酒。减少重度饮酒、酗酒和问题性饮酒可能有助于预防抑郁症的发生。

这些发现对公共心理健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研究表明即使是未达到问题性饮酒标准的饮酒行为（如重度饮酒和酗酒）也可能增加抑郁风险，这扩展了我们对酒精相关精神健康风险的认识。其次，研究结果支持在临床实践中对抑郁症状患者进行酒精使用评估的必要性，以及在进行酒精相关干预时关注心理健康 outcomes的重要性。

研究的独特优势在于使用登记系统数据来定义抗抑郁药物使用，这避免了自报数据可能存在的回忆偏误和社会期望偏误，并可能更能反映经医生诊断的抑郁症病例。前瞻性设计允许推断饮酒行为先于抗抑郁药物使用的时间顺序，增强了因果推断的合理性。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抗抑郁药物处方可能用于其他适应症（如焦虑症、睡眠问题和慢性疼痛），尽管抑郁症是最主要的适应症。所有参与者均为在职人员，可能低估了严重健康问题（包括严重抑郁症）患者的情况，因为这些患者可能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饮酒测量基于自报数据，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误的影响。

该研究为酒精饮用与抑郁症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证据，强调了对饮酒行为进行全面评估的重要性，不仅关注饮酒量，还应关注饮酒模式和问题性饮酒。这些发现支持将酒精相关干预纳入抑郁症预防策略，并为临床医生评估和管理抑郁症状患者的酒精使用提供了依据。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饮酒模式与抑郁风险之间的机制通路，包括遗传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生物标志物的作用。同时，需要更多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在不同人群和文化背景中的适用性，并开发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减少酒精相关的抑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