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澳大利亚医院药师协作处方模式的范畴研究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澳大利亚医院中药师协作处方模式（Collaborative Pharmacist Prescribing）的实施现状，通过范围研究（Scoping Study）方法整合了15种不同模式的运作框架、培训体系及认证标准，揭示了其在提升用药安全（如减少处方错误）、优化医疗流程（如缩短住院时间）方面的潜力，并指出当前跨地域认证互认的局限性，为全球药师角色拓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背景

传统药师角色集中于处方后药物审核，以降低药物相关风险，但这种方式通常在处方错误发生后才能识别问题。当代药学实践逐渐转向药师参与决策与临床推理，在处方环节直接优化治疗。药师处方作为扩展实践范围的重要形式，在国际已有多年实践基础，例如英国（2003年）、新西兰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2007年）均立法允许药师处方。国际主要存在三种药师处方模式：独立处方（Independent Prescribing）、依赖处方（Dependent Prescribing）和协作处方（Collaborative or Supplementary Prescribing）。协作处方要求医疗从业者进行初步患者评估与诊断，药师则基于共同制定的药物治疗计划，在医疗团队协作下开具药物。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识别澳大利亚医院中药师处方的政策与流程，提供不同模式及相关培训的叙述性总结，为后续实践标准化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探索性与描述性范围研究方法，通过澳大利亚医院药学专业组织联系全国医院药房主任，收集其药师处方政策与流程文件。数据提取涵盖模型实施地区、患者人群、实践范围（如药物类型、处方时机）、培训与认证要求等维度，使用Excel进行统计分析，并以计数和百分比形式呈现结果。

结果

实践范围

15种协作药师处方模式在超过35家医院实施，主要集中于成人患者（93%），仅1个模式针对儿科。所有模式均基于药师与医生协作制定药物治疗计划。处方范围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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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的模式仅允许开具入院前药物（Preadmission Medicines），包括继续、修改或暂停原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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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的模式允许开具入院前药物及新药，如静脉血栓栓塞（VTE）化学预防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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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的模式允许开具流感疫苗，1个模式允许申请病理检测。
  处方时机方面，53%的模式仅允许入院时处方，33%允许住院期间处方，13%覆盖全程包括出院。质量保障措施中，60%要求独立药师复核处方，87%需医生 countersignature（根据州立法）。

药物限制

87%的模式对药物类型有限制，常见限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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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疗药物（85%），差异体现在口服/注射剂型、新周期或重复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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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滥用潜力药物（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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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输液（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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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岛素和特殊疗法（如靶向药物）。

培训与认证

14个模式（93%）设有正式培训项目，通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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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2年医院药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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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模块（如高风险药物管理、VTE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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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或监督病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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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专业督导（50%结合药师与医生评估）。
  仅3个模式认可其他医院的认证，再认证要求以年度为主（43%）。

讨论

澳大利亚医院药师协作处方模式在实践范围、培训及认证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跨地域技能认可与转移受限。国际证据表明药师处方可降低错误率、改善临床结局（如胆固醇管理），并提升患者满意度。澳大利亚研究显示，协作处方可将处方错误率从66%降至3.6%，缩短住院时间10%，降低医疗成本。近期国家认证计划（如National Credentialing Program）和教育标准（Accreditation Standards）的推出，有望推动模式标准化与互认，借鉴英国、新西兰等国的成熟体系。

实践与研究方向

需进一步探索药师处方在私立医院、儿科及家庭医院设置的应用，并研究不同模式对患者结局的影响。跨专业督导、统一培训标准及立法协调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