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递中的协同效应：一种多要素方法有助于减少德国咖啡馆的食物浪费

《Reumatología Clínica》：Synergy in messaging: A multi-component approach reduces food Waste in German cafeterias

　　本研究在德国四处工作场所咖啡馆测试了提示、社会规范及两者结合的信息干预措施，发现仅结合提示与社会规范的干预显著减少餐盘浪费，而单一措施效果有限。分析表明，结构性因素如份量大小对食物浪费的影响远超信息干预，大份餐食显著增加浪费概率。研究建议通过调整餐盘尺寸和结合多组件信息策略有效减少浪费，并强调行为改变需与环境设计协同作用。

　　在当今全球范围内，食物浪费已成为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随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减少食物浪费的目标也愈发明确。例如，联合国曾提出到2030年将全球食物浪费减半的目标，而欧洲联盟则设定了更为具体的减废目标，要求在2030年前将食品加工和制造环节的浪费减少10%，并在零售、餐饮、食品服务及家庭中实现每人30%的减量目标。这些目标的提出不仅反映了社会对资源节约的迫切需求，也推动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食物浪费问题的深入研究。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关于全球食物损失的重要报告以来，关于消费者食物浪费的研究数量迅速增长。在2012年至2017年间，相关研究论文数量翻倍，显示出这一议题的广泛性和重要性。

德国作为欧洲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其餐饮业在食物浪费中占据重要位置。据研究显示，德国的餐馆和食品服务场所每年产生的消费者食物浪费约为170万吨，占总食物浪费的15%。在这些场所中，德国拥有约13800个办公场所食堂，从大学食堂到企业餐厅，日均提供约640万份餐食。考虑到这些食堂每天为数百万次用餐提供服务，它们不仅是食物浪费的来源，也是推广可持续饮食行为的重要平台。因此，如何在这些日常场所有效减少食物浪费，成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众多减少食物浪费的策略中，信息干预被认为是一种相对低成本且非侵入性的方法。然而，关于信息干预的实际效果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表明，信息提示或社会规范信息可能对减少食物浪费起到一定作用，但其效果可能因情境和受众的不同而变化。此外，部分研究指出，即使采用社会规范信息，其影响也较为有限，因为信息的传达方式可能不够贴近消费者的实际经验，导致其说服力下降。因此，如何设计更有效的信息干预策略，成为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本研究在德国四个办公场所食堂中实施了三种不同的信息干预策略。这些干预包括单独使用提示信息、单独使用社会规范信息，以及将两者结合并加入场所特定的定制信息。研究团队通过观察食堂餐盘上的食物剩余情况，并结合对用餐者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这些干预措施对减少食物浪费的实际效果。研究涵盖了近40000次餐盘观察数据和2361份问卷调查结果，为评估信息干预的效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结合提示信息和社会规范信息的干预策略显著减少了餐盘浪费，而单独使用提示或社会规范信息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单一的信息干预方式可能不足以应对食物浪费问题，而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食物的份量、消费者的饮食习惯以及用餐环境的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消费者往往低估了自己在餐后剩余的食物量，这种低估现象可能与认知偏差有关，例如社会可接受性偏差，即人们倾向于将自身行为描述为符合社会期望。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结合了客观的餐盘观察数据和主观的问卷调查结果，以减少自我报告可能带来的偏差。研究团队在四个食堂中实施了不同形式的信息干预，并在每种干预后对餐盘剩余情况进行详细记录。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不同干预策略的效果，并识别出哪些因素在食物浪费中起着主导作用。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支持了行为改变的双过程模型。提示信息作为一种快速、低认知负荷的“系统1”干预手段，可以简化决策过程，使消费者更容易做出减少浪费的选择。而社会规范信息则涉及更深层次的“系统2”思考，促使消费者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群体期望。这种结合提示与社会规范的信息干预方式，可能更有效地引导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减少食物浪费。

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结果为食堂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首先，减少食物浪费需要综合考虑结构性措施和信息干预。例如，通过标准化食物份量、使用校准工具来控制食物分量，并在食堂中提供小份量选项，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有效减少浪费。其次，食堂员工的培训也至关重要。通过引导员工使用温和的语言和策略，可以更自然地促进消费者的合理选择。此外，研究还建议，通过动态调整提示信息内容，例如根据以往的用餐数据提供实时反馈，可以提高信息干预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也揭示了一些限制和未来研究的方向。首先，社会规范信息的设定基于一个假设的高比例（80%），并未基于具体食堂的实际情况。因此，未来的干预策略应更多地依赖于实际的数据，以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其次，尽管研究团队对菜单进行了统一，但各食堂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灵活性，这可能导致食物份量和组成方面的差异。为了更精确地评估干预效果，未来的研究应直接测量食物份量和热量，并使用自动化称重系统或计算机视觉技术，以减少人为误差和观察偏差。

此外，本研究的时间点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之前，因此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疫情对饮食行为的影响。例如，疫情导致的餐饮模式变化，如取餐制和分批就餐，可能会影响食物份量的选择和浪费模式。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这些变化对食物浪费的影响，并探索新的干预策略。

最后，研究还强调了自我报告数据的局限性。虽然自我报告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其准确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期望和认知偏差。因此，未来的干预研究应结合更精确的测量方法，如实际称重，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信息干预在减少食物浪费中的作用，并指出结构性因素，尤其是食物份量，对浪费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单一的信息干预方式可能效果有限，而结合提示信息和社会规范信息的干预策略更具成效。此外，定制化信息并未带来额外的改善，这可能意味着信息干预需要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相结合，才能有效减少食物浪费。这些发现为未来在办公场所食堂实施食物浪费减少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