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与痛苦：从线性因果到循环互构的神经医学范式转换及其临床意义

　　本文探讨疼痛与痛苦的复杂关系，挑战传统线性医学模型。研究人员通过整合疼痛神经科学(nociception)、进化医学及流行病学证据，提出将疼痛与痛苦视为统一构念的理论框架，为临床整合生物-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提供新范式，对推进疼痛医学(Pain Medicine)和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实践具有突破性意义。

　　

疼痛(pain)与痛苦(suffering)对患者具有重要意义，二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临床护理的核心议题，同时涉及疼痛神经科学(pain neuroscience)、进化机制、流行病学及治疗研发等多学科前沿。中世纪欧洲将疼痛视为宗教问题，启蒙运动理论家则将其建构为社会问题，而近200年来医学范式将疼痛重新定义为医学问题。疼痛的医学解最初通过疾病诊断与治疗实现，但疼痛医学(Pain Medicine)已将疼痛的成因与治疗发展为独立的研究与临床领域。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将对痛苦的关注重新引入现代医疗体系。

埃里克·卡塞尔(Eric Cassell)提出：痛苦源于对"人格整体性"的威胁，而不仅限于对身体完整性的破坏。其理论被批评过度依赖患者叙事(narrative)，且与伤害性感受(nociception)中心的疼痛概念绑定过深。现代医学长期推崇"疼痛导致个体痛苦"的单向线性模型，但该模型既与最新疼痛神经科学发现不符，也难以指导研究或临床实践。要最终克服疼痛理论与实践中的二元论(dualism)，需将疼痛与痛苦的关系重构为循环互构模式而非线性因果关系。

将疼痛与痛苦理解为单位性构念(unitary construct)，可通过整合生物、心理及社会维度的治疗与预防策略，为疼痛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新框架。尽管我们习惯认为疼痛是医疗环境中痛苦的主要成因，但数千年来人类始终将疼痛与痛苦视为宗教或社会问题的统一体。1800年后医疗制度聚焦客观疾病的诊疗，致使"疾病→疼痛→痛苦"的线性模型占据主导。1950年代约翰·博尼卡(John Bonica)挑战了以疾病为中心的疼痛控制模式；1980年代卡塞尔与西西里·桑德斯(Cicely Saunders)则突破了以疼痛为中心的痛苦缓解范式。当前疼痛流行病学与神经科学的新进展，正从根本上质疑慢性疼痛(chronic pain)与痛苦分离的理论基础。